〈 府城廣角鏡 〉從日本天皇的新年號說起

  • 詹伯望
  • 2019-04-27

 日本天皇明仁將在四月三十日退位,傳位給皇太子德仁,結束了使用了三十年的「平成」年號。德仁將於五月一日即位,年號已在四月初宣布為「令和」,隨即引爆熱潮與商機,有金屬加工業者在短短兩分多鐘就推出雷射雕刻的「令和」紀念杯,其他相關的紀念服飾、歌曲、食品源源不絕,也有人上網標售報紙號外,日本政府甚至還規畫印製新鈔,迎接嶄新時代的來臨。

 從來改朝換代對庶民百姓而言都是大事,尤其是因為戰敗而家國淪陷易幟,衝擊更劇,更加難以接受;如今已是承平年代,對於三十歲以下的青少年來說,一輩子第一次換年號自然十分興奮,加上這是日本首次有天皇生前退位,不致有國喪期間不宜歡慶的顧忌,於是形成極為特殊的氛圍。

 依照日本的傳統,每一天皇的年號只有一個。中國歷代皇帝的年號不一定,有時皇帝興致一來,只用一年隨即改元的也不少見,但發展到清朝,就逐漸穩定下來了,基本上也是每個皇帝只用一個年號。

 雖說都只用一個年號,但起始與終止的時間就很不一樣。中國皇帝的年號是從即位用到退位,年頭用到歲末,即令皇帝中道崩殂,繼位者依舊沿用到新年來臨才改元,所以不難計算,至多只有陽曆與陰曆的差別而已。

 儘管如此,仍有例外,但這要歸咎於交通落後、消息遲滯。清代的同治皇帝是陽曆一八七五年一月十二日過世的,但陰曆仍是同治十三年甲戌十二月初五,台灣遠處海嶠,皇帝崩逝的消息傳到時,已是二、三個月之後了。

 在清代台灣北部的「淡新檔案」裡,有十六件地方機關彼此連繫的公文,用的正是同治十四年,其實那時已是光緒元年,只因台灣地處偏遠,消息傳遞曠日費時,所以直到二月下旬,才改用光緒。可以迅速通報消息的工具、兩岸之間的海底電纜,要到十二年後,才由台灣巡撫劉銘傳從福州鋪設到淡水。

 同治是咸豐皇帝的長子,五歲登基,原設年號為「祺祥」,隨後不久發生辛酉政變,原先咸豐託付的顧命八大臣,被同治的嫡母慈安太后與生母慈禧太后聯手推翻,兩太后共同垂簾聽政治理,用的年號就是「同治」。

 祺祥的年號雖短,卻在台灣留下遺跡,嘉義縣新港鄉板頭村奉祀媽祖的笨港長天宮,正殿門楣就掛著一方祺祥元年的匾額,上書「長天宮」三字。正因十分罕見,且見證了那場辛酉政變,此匾已在去年由嘉義縣政府指定為一般古物。

 但日本天皇的算法就不同了。明治天皇變法維新全面改用陽曆,嘉仁天皇在大正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病逝,裕仁隨即繼位,改元昭和,所以昭和元年實際上只有短短六天,跨過去就是昭和二年,也因此,我們很難看到有昭和元年的記事,通常都只看到昭和二年的事件。

 魏德聖的超級大片《賽德克‧巴萊》場面浩大,叫好又叫座,但其中霧社派出所內的佈景卻出現了「時代錯誤」,有一張獎狀上寫著「昭和一年六月七日」。

 印製隔年的賀年卡、月曆、日記本,對業者來說相當重要,通常前一年的九月、十月就要推出,供應市場,可是大正十五年就出現了麻煩,正因為天皇在十二月二十五日過世,隨即改元,因此並無所謂「大正十六年」,而且,印刷業者措手不及,就算改版加印,再印昭和元年已無意義,只能印「昭和二年」。在這種情形之下,印製「大正十六年」的產品就成為收藏家的珍品了。

 台南柳營出身的電影導演劉吶鷗,在一九三0年代赴上海發展,十分活躍,後來卻死於暗殺,影星李香蘭還曾來台灣悼祭。劉吶鷗的後人將他生前所寫的劇本、小說都捐出來,國立台灣文學館也曾複製了他的日記展出,正是「大正十六年新文藝日記」,成為那個特殊年代的證物。

(作者為台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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