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府城廣角鏡 〉百年五四談民主的創造性轉化

  • 桂宏誠
  • 2019-05-04

 百年前在北京發生的「五四運動」,起因於中華民國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之一,但在戰後召開的「巴黎和會」中,中國代表團竟同意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全部轉給日本。如此喪權辱國的結果,激起北京的青年學生走上街頭,向當時的北洋政府示威抗議。

 五四運動的本質是青年學生的「愛國運動」,但同時也引發了「新文化運動」,並高舉中國應該迎來「德先生」(指民主,democracy)和「賽先生」(指科學,science)的旗幟。五四運動時期引進了各種思潮和改革建議,最終目的無非都是為了救國與強國,從而對追求的西方民主制度,也經「創造性轉化」而有不同的理解。

 中國將西方的democracy翻譯成「民主」,大約是從五四運動開始。但自清末引介democracy之初,則是從日文轉譯為「民權」,如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中,即曾說民權的英文是「德謨克拉西」。至於清末民初也多有使用「民主」一詞,但包括中山先生在內的知識份子,係用來指「平民來擔任一國之主」,而與世襲的「君主」為對照的名詞,且並不必然指由選舉產生一國之主。

 democracy從「民權」改譯成「民主」後,中國知識份子對其內涵的理解,並未有太大的變化,此係因引進民權或民主的目的,乃是為了救國與強國。然而,西方民主的起源,卻是為了保護個人的權利。

 五四運動引進各種思想和理論學說,相互激盪而啟迪人心。雖有胡適等倡言西方以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為根基的民主,但追求平等與富強的社會主義乃至於共產主義,卻讓充滿愛國熱忱的知識青年更心所嚮往。

 也因此,儘管英、美式的自由主義民主思潮在五四運動時引介至中國,但包括孫中山在內的有志之士,乃採取「創造性轉化」而未全盤接受。例如,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學說,對於候選人資格亦主張須先經考試及格,進而建構「權能區分」與「萬能政府」為導向的民權制度。

 西方自由主義民主雖強調由人民決定政府政策,但制度起源仍是為了防範有權者容易傾向濫權,而以保障個人的自由和權利為目的。以中央研究院院士張灝的詞彙來說,自由主義民主蘊含了基督教教義中的「幽暗意識」,對人性抱持著不信任的看法,故是以防範政府濫權為目的。

 清末譯為民權的西方民主引介至中國時,一開始中國的知識分子就以「積民權可成就國權」的觀念,認為這套制度是西方國家所以強盛的原因。美國漢學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即指出,這是因為中國人用傳統的「民本」觀念來詮釋「民主」,而將個人權利(individual rights)視為鞏固國家權力(state power)的工具。

 在五四運動揭櫫「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愛國口號下,也高舉中國應該迎來西方的「德先生」,理由當然即是認為民主可以救國與強國。基於此,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所理解的民主或民權,其實是主張人民擁有參與政治的權利,從而得有貢獻國家的機會和責任,並非如西方民主是基於個人自我保護為目的。

 中華民國憲法前言有謂:「中華民國國民大會受全體國民之付託…,為鞏固國權,保障民權,奠定社會安寧,…」,「鞏固國權」所以列於「保障民權」之前,其道理即在我國的立國精神和所追求的民主,是以追求國家強盛為最高目的。(作者為民主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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