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虐事件的公共化

吳彥明(作者係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研究發展室專員)
發佈時間:2015/10/23
案情:
 小岱,剛上小一的小女孩,是新住民子女。父母都是臨時工,在就業機會匱乏的濱海地區,他們常為了收入而爭吵,每次酒過三巡,母女兩人就像父親專屬的人肉沙包,這在小岱身上烙下極欲遮掩的污名印記。
 小岱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沒有同齡小孩的活潑好動,情緒似乎沒有高低起伏,下課時間總是一個人默默在偏僻角落發呆,是班上隱形人。過度安靜、沉穩反而讓人有點心疼,就像沒有靈魂的孩子。這不是早熟的性格,而是被剝奪情感、被迫早熟,以因應挑戰的心理機制。
 她不太敢提出要求,手總是缺乏安全感的相互緊握搓揉著,似乎只有自己能給自己溫暖,也只有自己可以給自己打氣。無論春夏秋冬,總穿著尺寸不符的長袖長褲,衣服似乎還留著不知道是哪位鄰居哥哥、姊姊的舊學號,在拆線痕跡上再繡上新學號,就像舊傷口復發,只能簡單縫合湊合著。
 一次炎熱午後運動課,小岱因穿長袖而中暑昏倒,在保健室中,老師替她褪去衣物才發現,不管再怎麼熱,小岱就是不願意捲起衣袖甚至換穿短袖衣物的真正原因。


解說:
 「虐」是指「虎足反爪人」這項殘忍的事,但老虎再怎麼殘暴,依舊虎毒不食子。這種反演化的異例,似乎只會常態性出現在人類社會。根據衛福部統計,台灣社會已經激增到每18分鐘就有一例疑似兒虐的通報事件!
 少子化為什麼伴隨著兒虐通報事件增加?這歸功於通報監督意識增加,或法規執行效率提升嗎?弔詭的是,近10年的兒虐「通報」案件增幅將近6倍(8,494件增至49,881件),但2014年卻是8年內兒虐人數最少的。很明顯的,通報人數跟兒虐事件間沒有必然因果關係,通報人數的膨脹可能反映通報管道多元造成的系統焦慮或過度熱心。細看統計數字才發現,2014年的6歲以下受虐兒的絕對數字創10年內新低,比例上升是因為9~18歲受虐兒少人數大幅減少,導致母群體縮小而造成的錯覺。表面上看起來是要搶救幼年受虐兒,但實質上卻是兒虐監督機制的成功。
 歷年通報人數雖呈穩定增加,但通報管道仍以警政、醫院、教育人員及社工人員為主,近5年的統計資料合計約占6至7成,親友及鄰居的比例都在2成以下,這凸顯兒虐事件大多數都是在紙包不住火下曝光。換句話說,兒虐事件的通報機制仍以準公權力或刑事案件為主,而非社會連帶的機制。簡言之,台灣社會似乎進入吹哨者的囚犯困境,讓第一線的社會工作者陷入篩選評估的勞動困境,反倒增加真正亟需協助的受虐兒少的機會成本。


方法:
 目前的台灣社會是有史以來對於兒少福利最重視的年代,但卻也是社會整體對於兒虐事件思想最匱乏的時代。以下幾個思維方式提供參考:
 一、兒虐事件像攤在陽光下的社會亂象,只能引發暫時性的憐憫與群起激憤,事過境遷後,就不再受大家重視與深思,甚至,天羅地網的虐兒防治通報機制及嚴厲懲治的法條,都只是「殘補式福利體制」。
 二、台灣歷經兒少及家庭議題的法規化、社會福利化及媒體化,最後一哩路便是兒少及家庭議題的公共化。公共化不再是公開化,而是觸類旁通到其他相關的重要議題,諸如:經濟發展、城鄉差距及資源分配等。
 三、兒虐事件牽涉到的不只是生理痛楚及心理陰影,它其實更是一面社會形態的鏡子,它是一個社會結構的縮影。我們永遠無法全面性的預防或拯救所有的兒虐事件,但我們卻必須正視總體社會結構的相關政策以及賦權計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