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眠
在實體出版書籍市場日益蕭條的時代，自二0一八年擔任聯合文學總編輯的周昭翡不改其志地說：「書求有緣人，如果聯文做的書可以和喜歡這本書的讀者們相遇，就是幸運的了。」不過，她也不單純僅僅依靠信念而已，在出版實務上也做出許多調整，周昭翡滿臉燦笑道：「我們應該算是滿會辦活動的出版社，儘量把活動辦得精彩，用不同方式凸顯作者的性格，讓參與的讀者留下美好、生動且深刻的回憶。」
草根性和世界性兼容
一九六五年生於雲林北港的周昭翡，自覺有兩個特質交融在她的性格裡，一是宮廟文化對她的吸引力，北港媽祖、大甲媽祖、白沙屯媽祖遶境，信徒鑽轎底祈福、乩童、八家將的日常景象，對她來說並非是迷信，反倒有種親切感，「宮廟通常是社會的維繫中心，在廟口總是有各種小吃、很多人聚在一起聊天，我很喜歡那樣的熱鬧氛圍。這樣的草根性，也留在我的生命中。」周昭翡性格活潑，主導能力強，擅長與人交流，或就是童年種下的因子吧。
「但另外一邊，因為家世的關係，我祖父是台灣電力公司的主任，我們住的是日本洋樓規格的公家宿舍，父親則是農業機械的教師，外祖父那邊則是西醫，基本上家族大多是醫學和理工背景，姑姑們往往是讀商科，整體來說比較偏向於世界性。」她描述一個後來回想有點奇妙的記憶：「父親是技師型的老師，會去農田、開曳引機之類的。有一次，還帶我到一片栽滿向日葵的試驗農地。因為向日葵是中共的國花，基本上外面是看不到的。當時就有一種來到世外桃源的奇怪感覺。」
周昭翡從小學五年級開始學鋼琴，喜歡關於音樂的各種故事，對藝術產生濃烈興趣。且當醫生的外祖父家有許多藏書，外祖父還一一在書上筆記心得，如曹雪芹《紅樓夢》、沈復《浮生六記》等，讀了就很感興趣。中學後，她更嗜讀課外書，如艾蜜莉．勃朗特《咆哮山莊》、羅曼．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三浦綾子《冰點》、史蒂芬．褚威格《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三島由紀夫《金閣寺》等等，沉浸其中，越讀越深。
大學一年級周昭翡原讀國貿系，她自言極不感興趣，二年級轉至文化大學文藝創作組。文藝組教學環境自由歡暢，教師有當代文學名家李昂、羅智成、張大春、施淑、胡品清等。她回憶道：「李昂當時教一九三0年代在臺灣被禁的小說，張大春帶我們讀一九四九年後的臺灣小說，施淑則是領我們進入加布列．賈西亞．馬奎斯《愛在瘟疫蔓延時》。羅智成永遠是黑色系衣裝，教授現代詩。最有印象的是胡品清，她留法，翻譯了波特萊爾《巴黎的憂鬱》，打扮十分時尚，即便七十歲，仍舊穿著很辣的短裙、帶著墨鏡，很有法國少女感，堪稱學校的奇景。這些老師都讓我領會到創造的風格與獨特性。」
一九九三年，捷克、斯洛伐克獨立的那一年，周昭翡遠赴歐洲，除去維也納耽聽各種音樂表演，也算是一圓音樂夢，同時亦與友人驅車前往捷克，尋訪卡夫卡的故鄉。「通關還遇到困難，因為沒人看過臺灣護照，很費了一番工夫。當年的捷克霧茫茫的、落後蕭條的街景，跟現在觀光勝地的模樣大不相同。總之，我對文化、藝文帶著強烈的認同感。」
副刊、雜誌和出版社
因緣際會，畢業後，性格活潑的周昭翡進入希代出版社做企劃。「當時，希代出版一批年輕創作者，比如張曼娟、侯文詠、吳淡如、郭強生、林黛嫚、王定國等都有書在希代出版，其中好幾位簽約出六本書，而且拍作者沙龍照直接當作書封，把作家包裝成明星的做法當時很引起爭議。我自己一九九零年也在希代出版一本小說集《等待漲潮的人》，其中一篇談到二二八，因為我一位在美國當醫生的舅舅與當時旅美異議份子過從甚密，被列入黑名單，我聽得一些事，就成為小說題材。那時有一回跟楊照聊起，他讀過我這本，滿驚訝那時有人寫到二二八。」
一九九二年，因林燿德看了周昭翡的書邀她參與中國青年寫作協會，彼時林燿德與正中書局合作《當代台灣文學評論大系》，在他熱情引介下，周昭翡入正中書局開始了她編輯的生涯。「當年是後來立緒文化創辦人鍾惠民擔任總編輯，策劃了生死學、女性主義等等系列，新穎深刻的路線，而且採責任編，也就是說編輯、活動、企劃自己都要會，對職涯頗有助益。」
隔年，希代認識的作家老友林黛嫚推薦周昭翡，至梅新主編的《中央日報副刊》當編輯，「鍾總編說我在正中如果繼續下去很快升任主編不是問題，不過我太嚮往報社，還是決意前往《中副》。因於交接的緣故，有三個月時間是重疊的，早上九點至四點去正中，然後立刻到中央副刊上班，工作到晚上八九點。書籍與報紙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工作節奏，有更多的刺激與學習。」
一九九六年，《中央副刊》主辦「百年來中國文學學術研討會」，規模盛大，非常成功，共發表了六十幾篇論文，周昭翡主要負責聯絡、接待與會者，中國作家學者很多首次到台灣，如北島、虹影、趙毅衡、陳思和、陳平原等，「因為作家、教授們居住於瑞典、英國、中國等，簽證辦理細節繁複，還得幫他們去換各國貨幣。但那真是報紙副刊盛世，雖然已近尾端，我終是趕上一點點。又常隨梅新與作者聚談，尤其如商禽、洛夫、管管等，南腔北調，有種奇妙的文化融合。梅新也主編《現代詩》，後來有鴻鴻和零雨等，也常碰到面。這些都是彌足珍貴的記憶。」
一九九七年，梅新驟逝，報紙副刊的黃金時代四野結束了。一九九八年，在《聯合文學》雜誌總編輯初安民的邀請下，周昭翡到聯合文學雜誌擔任主編。二00八年，再次受初安民邀請到其創辦的《印刻文學生活誌》任副總編輯，直到二0一二年方結束了長達十四年，有如打仗一般的文學雜誌編輯生涯。
「雜誌是介於出版和報紙之間的媒體，報紙太快了，出版社編輯有時又有點悶，沒有那麼活潑。雜誌能夠專心地做一個專題，而且帶著跨域性，廣泛接觸到社會的各種層面。」談到雜誌時期專題，周昭翡最有印象的是做封面人物林俊頴的《我不可告人的鄉愁》，「這本書很難操作，如何傳遞給讀者是個難題，加上臺語寫作，卻又有現代性，光一篇編輯室報告我就重寫了四次之多。」
但最嚴酷的記憶還屬九二一大地震和納莉颱風，「前者是大停電，後者是整個辦公室大淹水，編輯室都癱瘓了，但雜誌出刊還是必須如期上市，所以有一個星期的時間我們都在印刷廠上班。另外，《聯文》承辦第一屆臺北國際詩歌節，邀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加勒比海詩人德瑞克．沃克特來台，但因九一一事件，住在紐約的沃克特，回不了家拿護照，來不了。」回想往昔編輯之難，隨時得因應突發狀況，周昭翡格外有感。
編輯之道永無止盡
二0一二年後，編輯路走滿二十年的周昭翡，覺得自己應該喘口氣了，雙親年事漸高也期許自己更多陪伴，決意停下腳步。唯文學與她的繫絆並不斷止，不但經常擔任文學獎評審，也在《中華日報：中華副刊》寫專欄，還有《聯合報：聯合副刊》撰書評，以及於楊渡主導的廣播節目主持《為臺灣文學朗讀》節目，日子過得充實，毫無閒置感。
二0一八年，聯合文學出版社發行人邀請周昭翡出任總編輯一職，五年未上班的她初初到任感到茫然，實體書的銷售困境令人無所適從。不過，周昭翡很快就調整過來，甚有人緣的她先拜訪熟識的前輩作家，如將奚淞五十年前刊登於白先勇創辦《現代文學》雜誌的《封神榜裡的哪吒》重新出版，且獲得白先勇首肯寫序。由於與黃春明生日同一天，周昭翡總會在生日當天致電黃春明祝賀，兩人頗有情誼，手不輟筆的黃春明遂以九十高齡陸續交給她兩本長篇小說出版。
周昭翡坦誠地說：「因為有這些文學大佬們的支持，我更有信心做下去，就主動出擊想找一些可塑性大的新人作家。二0一九年我們出版李琴峰得群像新人獎的《獨舞》，賣得沒有特別好，尤其是後來Covid-19來了，整體出版業更嚴重受創。通路書店甚至會直接告知我們不要再送書過去了，因為幾乎完全沒有人來逛書店。二0二一年因疫情分流上班之時，傳來李琴峰以《彼岸花盛開之島》獲得芥川賞的消息，非常轟動，她之前在聯文出版的兩本書立刻大賣，無疑給我們打了一針強心劑。」
除了經典作家與新人，周昭翡也關注到冷門邊緣或在台灣被忽略的作品，如香港作家劉以鬯都沒有好好引介，她大手筆出了一套五冊劉以鬯作品集、日本小說家多和田葉子已是國際知名，但台灣並不易讀到。無論離島金門或馬祖蘭嶼、或台灣最南端屏東，有好作品都列入其出版書單。「非主流，缺乏介紹者，才更應該讓人知道。一本書的閱讀，可以讓我們深入創作者的生命歷程，實在是無比划算的事。」
「疫情解凍之後，書籍販售仍舊慘烈，一點都沒有要回來的意思。」周昭翡苦笑道：「現在讀者太分眾，注意力四散，也不只書籍如此，連大資本化的電影也同樣黯淡。我們就是全力做好能做的，盡可能為每一本書設定配套，有些是作者自己的概念，有些是我們的發想，比如奚淞《給川川的札記》，結合他擅長的剪紙藝術窗花教作。羅智成好幾部詩作如《荒涼糖果店》、《迷宮書店》、《預言又止》搭配展演，有朗讀、歌唱、多媒體投影。王婷《甜祕密》找了畫糖人現場表演。高苦茶《汝忘了余之容顏嗎？日本武俠隨筆》新書發表會則有居合拔刀道示範。《迴盪在西門町的歌聲：紅包歌星的故事》作者澤庵丁直接帶了一趟紅包場之旅的活動。」
藉由現場活動去發酵，周昭翡清晰地指出聯文推書的步驟：第一波，通常是親友或忠實讀者；第二波是在書出版的一兩個月之後，藉由新書分享會帶動，刺激新的關注；第三波會導向各類讀書會，讓書的討論更多元多樣。周昭翡動情地講：「我們希望文學能夠更長長久久，因此必須創造書與人的共同記憶，讓讀者感到新奇，產生不同面向的感動。以前當雜誌編輯，覺得該會的都已經學到了，但現在發現，其實需要學習的編輯之道永無止盡。」
出版社既肩負推廣文學的使命，同時也必須在市場裡存活，周昭翡找到了聯文之書的生存法則，作為神聖與世俗的通道，一步一步地朝著新舊雜合、本土與世界交融前進。如許又現實又理想的態度，或能金石為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