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王超群／台北報導
馬年開春，國際經濟情勢隨即出現重大變化。美國最高法院就關稅政策作出判決，宣示行政部門徵收對等關稅須經國會授權，並對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ＩＥＥＰＡ）推動之相關措施產生實質影響。此一裁示不僅牽動美國內部權力分立，更對台美經貿布局投下變數，也使台灣在新年度開局之際，面臨重新盤點對外經濟戰略的壓力。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總召傅崐萁提出三項訴求，要求行政部門重新確立談判底線，並向立法院完整說明協議法源、稅負變化與產業衝擊。國民黨亦提出四項呼籲，主張儘速釐清台美貿易協議（ＡＲＴ）在新關稅架構下是否仍具效力，重算新條件下實質稅負，審慎檢視對美投資與採購承諾，並透過國會機制凝聚共識。相關主張所傳達的核心精神，在於制度透明與風險控管。
台灣先前為爭取特定關稅待遇，對美提出大額採購與投資承諾。若相關關稅法源與行政命令基礎出現變動，原有「百分之十五不疊加」之政策架構即須重新檢視。未來美方若改採其他條款或行政命令設計關稅組合，出口產業面臨之不確定性勢將升高。此時，政府更應清楚說明承諾是否仍具對價基礎，避免在法源未定之前先行承擔長期成本。
趙少康亦提出觀點，認為在關稅壓力下簽署之協議，其法律效力與合理性應受檢驗，並主張重新評估赴美投資規模與產業扶植效益。此類意見反映在野陣營對談判內容透明度及風險承擔比例之疑慮。
從制度面觀察，美國最高法院此次判決顯示，即便在總統制國家，行政權仍須尊重立法權限。台灣在面對重大經貿協議時，同樣需要建立明確的國會監督機制與資訊揭露程序。若談判過程與承諾內容未能充分說明，將使產業與社會難以評估長期影響。
馬年開局，全球供應鏈重組與貿易政策變動交織，台美經濟新局並非單向利多。如何在維繫對美關係的同時，守住產業與就業底線，是政策制定者必須回答的課題。經貿談判不是口號競逐，而是制度博弈。唯有在法律基礎穩固、國會充分參與、風險評估完整之前，台灣才能在國際競局中保有主動，而非被動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