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王超群∕特稿
日菲宣布啟動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海洋邊界談判，表面上是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進行的海域劃界協商，實際上卻牽動整個第一島鏈的戰略布局與印太秩序重組。在這場涉及台灣東方海域權益的重要議題中，值得關注的不是海洋法上的技術爭議，而是台灣是否正在逐漸失去周邊海域議題的定義權與話語權。
從事件發展來看，北京在日菲宣布啟動談判後迅速做出反應，強調相關海域涉及大陸主張權益，並對談判內容提出異議。這項動作不只是外交表態，更是在國際輿論場域中搶占敘事主導權。
若台灣未能以權利主體身分同步提出主張，就容易被外界視為旁觀者，而非利害關係人。當別人在談論這片海域未來秩序時，台灣若只是事後回應，無形中便將主動權交到別人手上。
近年來，政府投入大量資源強化與美日等友好國家的安全合作；但在涉及具體海洋權益、經濟海域及區域治理議題時，卻較少主動建構屬於自己的論述框架，彷彿只要安全合作關係穩固，相關權益就能自然獲得保障。
然而，國際社會尊重的是持續主張權利的行動者，而不是沉默的利益相關方。若一項議題長期由他國定義、由他國發言，即使擁有法律上的權利，也可能逐漸在實際運作中被邊緣化。
台灣需要的不只是法律上的權益主張，更是一套完整的印太海洋戰略論述。當周邊海域出現重大變化時，政府應建立更即時、更具主體性的回應機制。當台灣一次又一次在重大議題中失去先機，流失的或許不只是海洋資源，更可能是未來在區域戰略版圖中的發言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