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眠 攝影／鄧耀江
中華民國筆會名家講座，早前邀請楊渡談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在場經驗、平路說文學是鏡中之鏡、施叔青以真實與虛擬講人生回顧、蔡素芬分享彷如時空旅人之故事等等，諸位文學大神現身說法，以人生之遇磨礪文學之筆，展讀萬千風華。
而小說家履彊——曾深受李登輝器重、任政黨主席的蘇進強，寫的小說是政壇祕辛爆料？還是做為一個人，在怎麼骯髒怎麼不奇怪的魔神之境，如何堅定己身之信念，不蕩不毀，並優雅迴轉，甩脫名利圈，最終以小說重整個體經驗，煉造真切人間紀錄？履彊徐緩說來大半人生的奇幻機遇，以及他的人性觀照與終極抉擇。
政治是廣義、深層的閱讀，寫作是靈魂之火
蘇進強的精采履歷，包含黨（台聯黨主席）、政（國安會諮詢委員和文化總會祕書長）、軍（陸軍軍官）、媒（《報社社長、總主筆》）全都走上一輪，皆大有發揮。至於文學方面，履彊亦獲聯合報小說獎、中國時報文學獎、吳濁流文學獎、國軍文藝金像獎、文協文藝獎章等，且橫跨小說、詩與散文。履彊短篇小說〈楊桃樹〉曾收入國中國文課本，並改編為公共電視開播第一部單元劇；〈老楊和他的女人〉則由中華民國筆會英譯刊載，哈薩克國立大學編為教材，並授予履彊榮譽博士學位。
講題為「小說的位置：在文學與政治之間」，履彊首先針對政治「政治人物蘇進強怎麼會寫小說？或者作家履彊怎麼會參政？這兩者之間有無衝突？」講起。
「前總統李登輝先生要我參政，他曾問過我是否會影響小說創作？我當時回答，參與政治其實是深層、廣義的閱讀。因為參與黨政與媒體工作，我雖然有20年沒有寫小說，但從未停筆，至今累計超過三百萬字的社論、專欄、時政評論與台海安全政策研究。我參與政治，看似換了不同角色與位置，但我始終是一個作家。文學就是我的初心，我生命中的初戀。」此語顯見履彊不忘初心，寫作才是他的靈魂之火。
四、五年前，履彊決心整理舊作，與聯合文學出版社發行人張寶琴一敘，希望解決版權問題，「她直接挑明了她喜歡我的小說，我的書雖不是暢銷書，但也是長銷佳作，沒有理由將版權歸還。她反倒當場邀請我寫一本新書，『既然你花費了二十年光陰在政壇，何不把這些經歷寫成小說？』這話深得我心啊，我原就有如此的想法，其後方得《共和國之夢》問世。」
軍隊教我如何服從，文學教我如何看見每個人
雲林農村子弟、經歷過八七水災的履彊，初中畢業後，為減輕家中負擔，未升讀高中，而是到虎尾、中壢的新生書店打工。履彊嗜讀如命，新書甫到，他總是爭取時間讀完。比起被稱作家，履彊更自認是雜家，舉凡現代文學、古典文學、哲學、詩詞，乃至法律、財政、經濟、天文等等什麼都看，可說是從小養成的「閱讀貪食症」。1970年代他在書店打工期間，遇見許多大陸青年軍出身，有知識分子背景的軍官，不只介紹他們新書，也和他們成為忘年之交。「可能因為這樣，他們覺得我這個愛讀書的小鬼很不錯，就鼓勵我投考陸軍第一士官學校。」履彊笑語。
為了謀穩定的生活薪資，履彊瞞著父母報考，其時他體重四十幾公斤，身形偏瘦弱，沒想到居然錄取了。他言笑往昔：「錄取通知下來，我爸氣得不跟我說話。我媽則流著淚燉雞湯給我補身體。入伍時，我的背包裝入梁實秋翻譯的《莎士比亞全集》和徐志摩、朱自清的詩集。我記得排長瞧著我說：『小鬼，帶這些書入伍，怎麼打共匪？』」
放假日同學離校遊玩，履彊卻跑去圖書室當義工，讓擔任管理員的老伯外出，他一邊整理書籍，一邊研讀館內各種圖書，那時，軍中也鼓勵文藝創作，黎明出版社也推出許多軍中作家的作品集，如田原、朱西甯、司馬中原、段彩華、胡嘯等。履彊自言「我是以打野外的方式接觸文學」。
履彊也笑言，士校學生的趣事，他為了保護被欺侮的原住民同學，與來自眷村的加害者大打出手，而這些夥伴後來都成為他一輩子的兄弟之交。士校種種情事，皆讓履彊在長官眼中成為可造之材。履彊自剖：「在那個高壓環境中，我學會用同理心觀察人性，看見那些口語、行事粗暴軍人眼底的淚光。譬如有個山東青島籍士官長，每逢中秋節總會失蹤，別人以為他溜出去，但其實他都是獨自在靶場喝烏龍酒落淚，思慕家鄉親友。後來這些經驗都化作我文學創作的養分。」
短篇傑作〈老楊和他的女人〉，是履彊在軍旅生活中對兩岸與時代苦難的深度思考。履彊喟嘆：「老兵在臺灣已凋零，但我在部隊與他們朝夕相處，看著他們背負時代的包袱和困厄。他們許多人都是莫名其妙被抓去當兵，可能只是外出一下，就被部隊『拉伕』強徵帶走，輾轉來臺，一輩子都回不去故鄉。」
老楊其人是履彊在海防部隊工作所識，小說記敘內容有百分之九十是真實的。退役的老楊養牛羊為生，妻子為患有精神疾病的原住民女子。其妻與越戰時期駐臺的美軍軍官有過一段情，而後男人離去，她心理受創。老楊收留她，雖然同住卻因思念中國原配而不肯同床。兩岸開放後，老楊賣盡牛羊返中國探親，僅留下一筆錢委託阿兵哥幫忙照顧弱妻。楊妻不見老楊而瘋狂，直至老楊回來，雖然錢花光了，但他選擇回歸部落和弱智的太太團聚。
「這個故事後來經中華民國筆會翻譯成英文，甚至讓我獲得榮譽博士，這就是文學超越國籍邊界的因緣。軍隊教我如何服從，文學則是教我如何看見每個人，尤其是制度以外的人。所以，我從不相信人性會泯滅。」履彊的聲音充滿自信。
政治快速區分敵我，文學讓人又可愛又可恨
履彊軍校成績甚佳，從士校到陸軍官校正期班再到三軍大學，當連長時曾入選國軍莒光連隊，原本想著一路晉升，有朝一日或能當將軍。連獲國軍文藝金像獎、陸軍文藝金獅獎的履彊，卻逐日察覺，一枝能夠讓他贏得體制肯定的筆，也會招致懷疑。尤其是他升任三軍大學上校教官的人事命令突被撤消。原因是履彊妻子的叔叔為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丁開拓，「事件發生時，我尚未出生，也不認識他，但這段親屬關係讓我背負被質疑的標籤，像是被戴上緊箍咒。我大感屈辱，決意退伍。」
沒想到，後來履彊因為與鍾肇政葉石濤、彭瑞金等文壇大老交往，因為他們是鄉土文學論戰的中堅分子，強調臺灣主體性，也讓履彊受到保防部門的關注甚至質疑。「我始終認為，討論臺灣主體性與倡議政治上的臺灣獨立是兩回事。他們與我的通信，竟然被保防部門存檔監控。這些經歷，對我來說是驚嘆號，但在時代洪流中不過是逗號。而設若我未選擇離開軍隊，也就不可能有後來的政治生涯，乃至於《共和國之夢》這本政治小說的出版。」
履彊跨入政壇，緣起他在1990年波灣戰爭時，在中央日報發表評論〈波灣不等同臺海浪濤〉。當時國際上戰雲密布，引發國內民眾恐慌與股市下跌，國內學者也在電視上推測，美國亞太駐軍可能抽調馳援波斯灣，共軍可能會趁機對金馬外島發動攻擊。受過三軍大學戰略教育的他，對這些論調頗不以為然，於是發表分析台海地緣政治戰略的屬性，論證中共並無立即犯台跡象，呼籲國人不必杯弓蛇影自亂陣腳安。他的論點受到當時的李登輝總統認同，隨後透過黃石城先生在文化總會召見他。
履彊雙眼放光：「說起來，李登輝與我的關係是以文會友。首次會面，我們剛開始除了談戰略與地緣政治外，接下來，當他看到我送給他的小說及散文集，上面的作者不是蘇進強而是履彊，他有些訝異，問『履疆是誰？』，雖然他把古字『強』的『疆』，但我不忍糾正老人家，我告訴他，那是我的筆名，他恍然大悟，並說他年輕時也寫過俳句，曾想當作家、寫詩呢。然後，老先生開始暢談他對芥川龍之介、三島由紀夫、川端康成作品的心得。有趣的是，在我準備告別時，他與孫女李坤儀通電話，表明國中課本收錄〈楊桃樹〉一文的作者就在身邊。」
其後，李總統又將他推薦給長榮集團張榮發總裁，那時張總裁的基金會正籌組民間智庫「國家政策研究中心」，不久後，履彊就接到國策中心執行長張瑞猛教授的邀請，到國策中心做台海安全的專題演講，後來才知道，也因此他就在退伍半年後，1991年4月正式應聘成為國策中心的政策研究員，不到三個月，文化總會會又開始籌辦《活水》文化雙周報，也因此履彊成為李登輝指定的第一任總編輯，記得第一期《活水》需要李總統具名的發刊詞，特別請幾位學界專家撰寫，李登輝仍不滿意，後來黃石城祕書長要履彊自己寫一篇，於是他將朱熹的詩「活水亭觀書有感」：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與新約《聖經》約翰福音第7章及舊約聖經以西結書47章活水的故事，做了巧妙的連結，一寫而就，沒想到就得到李登輝會長的肯定。其後，受作家柏楊之邀，擔任人權教育基金會董事，機緣巧合，履彊安排柏楊和李前總統會面，二位從未謀面的老人家相談甚歡，李前總統慨允捐贈「經營大台灣」精裝本版稅1000萬元，才促成基金會完全綠島人權紀念碑的籌建，而原名「綠島垂淚碑」的完成，正是曾在綠島被監禁的柏老終生心願。
2000年政黨輪替後，他先在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擔任諮詢委員，參與國防與台海安全政策制定。二年後，轉任中華文化復興總會秘書長，一方面參與「國立台灣文學館」的規劃與籌備，一方面積極推動李前總統任內未了的社區總體營造，策劃「走讀台灣」的編輯與撰寫，使「走讀台灣」成為各級學校鄉土教學的重要元素。
從事戰略研究與公共事務，讓履彊讓對閱讀有更多樣性的看法，「人時事地物、社會百態都可以是閱讀。傾聽也是閱讀。比如鄉音，聽到海口音、鹿港腔，都能夠感受聲音裡蘊含著豐饒的生命力與在地文化。」他也堅信，中華文化是台灣人文、台灣價值的核心。
政黨工作最令履彊痛心疾首的是，為了立場而說出違心之論，「在臺上高喊支持某些私底下品行差極的候選人，讓我覺得極度難忍，彷彿靈魂受到玷汙。政治要求的是非黑即白的立場盼度與快速分區敵我意識，而文學則容許一個人又可愛又可恨，保留曖昧空間，讓人心變得廣大。」在政壇多年，履彊看遍人性醜陋，但依然選擇以幽微之心觀察時代，他認為小說的精妙位置就是處於文學與政治的縫隙，為那些被遺忘的生命留下深刻見證。
《共和國之夢》並非政壇爆料錄，而是履彊對政治、時代及自我的三重省思。書中的事件是真的，人物雖是虛構但卻反映真實的人性。書的封面為畫家陳朝寶免費授權的畫作，畫面有著神性、人性與獸性，恰恰象徵政治人物的複雜面貌。履彊自評：「從參與者成為敘述者，我在書中檢討自己二十年來的經歷，自認問心無愧。曾有政壇朋友私下批評我當主席時『不上道』，不曉得以私謀利，而擔任政黨主席時，所有財務全部公開透明，每月由會計師簽證，我絕不願同流合汙。或許，政治是我最漫長、最昂貴的小說田野調查。政治人物必須為立場辯護，而小說家呢則必須連自己的立場也加以辯證。」
究竟是處理政治的文學小說（如鄉土小說、傷痕文學），還是處理文學的政治小說（如反共文學），履彊《共和國之夢》留待讀者們自行判斷。唯在黑暗髒汙的政治環境，仍舊願意守住文學柔軟共情之夢，可見得他那顆明亮之心的實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