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振漢
作者介紹：劉振漢先生現擔任台南文物協會副理事長，並於台南藝術大學攻讀「藝術史評與古物研究碩士班」，收藏方向主要為古玉器範疇。
楔子：玉圭凝結的文明密碼
玉圭是一種上端尖銳、下端平直的長條形玉器，形似劍或長板，多爲扁平狀。其名稱源自“圭”字的象形，象徵古代測日影的“圭表”，與天文曆法相關。作爲“六瑞”之一（《周禮》載：璧、琮、圭、璋、琥、璜），玉圭在禮儀中代表東方、屬木，主青色，常用于祭祀或象徵身份等級。
故宮博物院藏有一件玉色為牙黃泛灰，另一面有大片褐紅色斑的玉圭(故玉001856N000000000)，全器長達 30.7公分，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在玉圭上方有一古稀天子圓印，約在六分之一處有一孔，下部刻有乾隆皇帝的詩文(圖一)。若仔細觀察，文字的上方似乎有個圖案，我們再參考故宮典藏查詢系統上的說明「…它應是山東龍山文化的玉鉞,也是禮制上的玉圭。…當刃部向上時，器表中段雕琢上、下二單元紋飾，上一單元紋飾只雕琢在寬面器表，一面是向上衝飛的鷹紋，整個飛鷹輪廓形成「介」字形。另一面雕琢半抽象的神祖面紋:大漩渦眼，左右各有一鳥翼，頭戴被高高推起的「介」字形冠，兩側插著長鳥羽。下一單元是環繞器身寬約3公分的裝飾帶。在兩個寬面器表，飾帶內淺浮雕兩個半抽象面紋，在一個窄邊上浮雕頭戴覆舟帽，披長髮的側面神祖，兩個窄邊的飾帶上下方，各有一塊長方形凹陷，紋飾十份自然古雅,應是山東龍山文化先民所雕，未經後代破壞。經分析研究可知『頭戴介字形冠』，兩側插著鳥羽的半抽象神祖面紋，正是東夷族群信仰中的男性祖先;頭戴覆舟帽，披髮的側面像，正是東夷族信仰中的女性祖先。但是乾隆皇帝並不瞭解紋飾真正意涵，卻有他自己的獨到解釋。他為之賦《題古玉英雄珮〉(詩成於乾隆51年(西元1786年)…前後共兩首七言格律。分別加刻在玉圭的兩面，且刻字的方向與紋飾的方向正相反。值得注意的是頭二句，大意為:這可能是商周時期的玉珮，刻上「鷹熊」花紋，是為了彰顯「英雄」的意涵。…」(圖二—圖六)
從以上的訊息我們可以得知，這件玉圭原來應是龍山文化先民所遺留下來的玉器，後來經過乾隆皇帝研究後加以改制，成為目前的型態，且乾隆皇帝認為題材為英雄，年代為商周。接下來筆者將展開一些簡單的論述，並與讀者分享。首先我們必須了解何為龍山文化，以下就簡略綜整如下：
龍山文化簡介
(一)龍山文化的由來
龍山文化是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約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的一支考古學文化，最早於1928年由考古學家吳金鼎，在山東省章丘縣龍山鎮的城子崖遺址發現。因該遺址出土了大量黑陶（尤其是薄如蛋殼的「蛋殼陶」），早期也被稱為「黑陶文化」。後來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逐漸以發現地「龍山」命名這支文化，並將其視為黃河中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代表性文化。
(二)龍山文化的地區分佈
龍山文化的核心區域集中在黃河中下游，但不同地區的類型和文化特徵有所差異，主要可分為以下幾支：
1.山東龍山文化(典型龍山文化)：分佈於山東半島及周邊地區，以城子崖、兩城鎮、堯王城等遺址為代表。黑陶技術高度發達（蛋殼陶）、快輪製陶、精緻玉器(圖七)、早期青銅冶煉跡象。
2.河南龍山文化(中原龍山文化)：分佈於河南、山西南部、陝西東部等地，代表性遺址包括王灣、陶寺、王城崗等。灰陶為主，城址規模宏大（如陶寺遺址可能與早期國家形成有關），農業與手工業分工明顯。
3.陝西龍山文化(客省莊二期文化)：分佈於關中地區，以客省莊遺址為代表，陶器多為灰陶，與齊家文化有一定聯繫。
4.其他區域：長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晚期」等，雖不屬龍山文化範疇，但與龍山時代大致同期，共同體現了社會複雜化進程。
(三)龍山時代與龍山文化的區別
「龍山時代」是一個時間概念，指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到青銅時代初期的過渡階段（約公元前3000－前2000年）。涵蓋了多支地域文化，包括山東龍山文化、中原龍山文化、石家河文化、齊家文化等。龍山文化是具體的考古學文化，而龍山時代是廣泛的時空框架。龍山時代末期（約前2000年後）進入「二里頭文化」階段（一般認為屬夏代），標誌青銅時代的全面到來。
故宮另一件改制的玉戚
故宮有另一件改制的玉戚(故玉008818N000000000)，同為龍山時代只是原本素面無紋，後經加刻紋飾(圖八—十)，筆者將其與前件玉圭作比對，藉以分辨其差異，參考故宮典藏說明如下
「此件原應是山東龍山文化中晚期典型的玉戚，兩側雕琢華東式扉牙，器表本應光素，或是清初時以弦紋加雕了仿古的鷹紋、虎紋，以及側面神祖紋，更在雕紋後，將全器沁染成褐色。從紋飾主題可推測，雕琢此仿古紋的玉工，應該見過某些雕有鷹紋、虎紋的上古玉戚，乾隆皇帝顯然非常珍愛它，但仍不解這是件約當夏時期東夷族系的玉禮器，認為它只是以斧為造形的簡單佩飾，戚一面上端陰刻乾隆御製詩文〈詠古玉珮〉(收入《清高宗御製詩》五集，28卷32頁):『土華浸骨前斑然，成環以來弗計年，設日炎劉猶頓置，便稱忠夏想誰先。命雙典樂還擊石，贈重安于當佩弦，撫不手留暎心謐，卻漸體物屢成篇。 乾隆五十年(西元1785年)…。」
這裡提供幾個問題供思考：第一，為何紋飾是後加?第二，從詩文中可看出乾隆皇帝認為此件玉戚可能是漢代之物，斷代確實與目前考古證據相差甚遠。
關於第一個問題，我們可以試著與前一件玉圭紋飾及出土玉器做比較(圖十一、十二)，可以明顯看出其工法與紋飾布局不同之處；圖十一左邊為老鷹展翅向上而起，右則將鷹、獸與神祖紋側面結合，似乎暗示英雄的寓意，但這與龍山文化的脈絡圖像是不相符合的；圖十二左邊為龍山文化的神祖紋，右邊則利用兩側扉稜做成兩個背向的側面，紋飾的組合過程顯得刻意而勉強。
而第二是因為清代考古證據不若當代充足，這個部份實在不能苛求乾隆皇帝。
結論
我們在研究玉器時難免會像乾隆皇帝一樣，由於證據不足造成斷代上的落差；研究時最好使用有確切來源的出土玉器做為比對的證據，但缺乏出土材料時，筆者認為此時倒也不用因噎廢食，或許現在的證據不足造成某些誤判，但隨著更多的證據出土，我們也隨著修正即可，否則研究就必然中斷。因此筆者認為在研究玉器的過程中，必須膽大心細，要勇於提出自己的看法，更要試著尋找有正確來源的證據佐證，如此相信將能逐步接近正確的答案。
圖片來源
圖一～圖六：故宮博物院網頁的「典藏資料檢索系統」。
圖七：古方，《中國出土玉器全集4》，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年，頁16。
圖八～圖十：故宮博物院網頁的「典藏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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