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王超群／特稿
行政院近期提出院版《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修正草案，主張以國家安全為由，強化對立法委員、公務員及特定卸任人員赴中國大陸行為的事前審查與許可機制。此一修法構想，已不僅是政策選擇問題，而是直接觸及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與權力分立原則，值得嚴肅檢視。
從草案內容觀察，修法重點主要包括三個層面：其一，將原本以報備為主的赴陸管理，轉為更具強制性的事前許可制；其二，將立法委員與部分卸任官員納入跨部會聯合審查對象；其三，要求特定身分者赴陸後揭露接觸內容，並搭配加重罰則。整體設計顯示，行政權試圖以前端管制方式，預先介入並限制特定人群的行動自由。
然而，這樣的制度設計，是否已逾越憲法界線，正是爭議核心。中華民國憲法第十條明文保障人民居住及遷徙自由，該項自由向來被解釋為包含出國與返國行為。即便基於國家安全考量，憲法第二十三條亦要求，任何限制基本權利的措施，須符合法律保留、必要性與比例原則，不能以抽象風險或政治判斷作為全面限縮自由的正當理由。
更值得關注的是，院版草案所採取的是高度「身分化」的限制邏輯。一般人民赴中國大陸，目前並未被全面禁止，政府選擇透過資訊提醒、輿論監督與事後法律責任因應；但對特定身分者，卻改以事前審查、許可甚至禁止作為主要手段。這不禁引發疑問：若赴陸行為本身被認為具有高度風險，為何只針對特定群體採取嚴格管制，而非一體適用？
在民主憲政體制中，確實可以對特定職務設下較高行為標準，尤其涉及機密保護或忠誠義務時，合理規範並非不可。但若限制措施已從職務管理，轉變為對身分本身的全面否定，甚至剝奪其原本享有的基本自由，就難免產生差別對待與權利剝奪的疑慮。
尤其是立法委員，並非行政體系所屬，而是憲法賦予人民授權、負責監督行政權的機關。若行政權得以透過法律，對立法委員的行動自由進行事前審查，被監督者反而取得審查監督者的權力，此一權力結構是否顛倒，恐怕已不只是遷徙自由問題，而是權力分立是否被重新改寫。
國家安全固然重要，但民主制度的核心價值，在於權力必須自我節制。院版修法究竟是在防範風險，還是在重新界定誰「配得」自由，這個問題，正是當前社會無法迴避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