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冠豪 　一九八五年，我出生於台南。 　回顧人生最早的記憶，是我正試圖翻越幼稚園的圍牆，而被後方的老師制止。圍牆大約只到我的胸口，那時的想法只是單純地想要看看圍牆外面有什麼東西。現在回想起來，只到一名四、五歲小孩胸口的圍牆高度實在太矮了一些，這段記憶也許是腦海中虛構出來的也說不定。 　一九八五年，台灣的總人口數還沒破兩千萬，人口成長率自進入一九八○年代以來持續下降，這幾年來已剩約百分之一，但每年仍有超過三十萬名的新生兒，而我則是當年三十四萬名新生兒中的其中一位。 　我的父親，在我出生時剛滿三十歲，任職於當時還是公營的臺灣中小企業銀行，算是半個公務員，薪水足以讓他的家人過著小康的生活，我的母親也曾擔任公務員，但自從我出生後，就專職在家照顧哥哥與我，從此沒有再回到職場。 　這時我才剛出生不久，這段時間發生的許多事都是長大以後才從他處得知的。像是我父親上班的銀行名稱，或是像一九八八年蔣經國總統逝世、一九八九年台北車站地下化通車、一九九六年首次總統直接民選等國家大事。 　一九九七年我升上國中，才開始有比較完整與連貫的記憶。此時過去動輒超過百分之十以上的經濟成長率已不復見，但人們對未來仍充滿著憧憬與期待。我的父親為了給家人更好的生活，轉到私人的銀行任職，家裡也跟著搬家了。 　舊的房子空間較小，我與哥哥的書桌擺在臥室裡，搬家後我們有了一間獨立的書房。哥哥大我兩歲，從小我們感情就很好，不管做什麼都一起，打棒球、玩電視遊樂器，或是到鄰居家按門鈴惡作劇。每次假日時，功課寫完才能出去打棒球，我的功課比較少總是先寫好，便會著急地在陽台與哥哥的書桌之間跑來跑去，一邊看哥哥的進度如何、一邊看太陽是不是還高掛著，以免等一下天色太暗，母親就不會讓我們出門了。 　由於喜歡棒球，小學時我與哥哥也開始看中華職棒的比賽。哥哥喜歡剛完成三連霸的兄弟象隊，而我則喜歡戰績一直沒有起色的興農牛隊。父母親有時候會帶著我們到台南市立棒球場去觀賞比賽，也會買球員卡給我們收集。但自一九九八年開始，時報鷹、三商虎、味全龍隊相繼解散；隨後又爆發簽賭事件，職棒的觀眾人數跌至谷底，我對職棒的熱情也消退了一些。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剛升上國三不久，台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凌晨地震發生時，我仍在睡夢之中，天搖地動也沒有被搖醒，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父母告知發生了大事。看見電視上斷垣殘壁的畫面不斷地播送，才第一次體認到地震其實是一件足以令人畏懼的恐怖天災。同年，在九二一之前，有另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件，即七月發生的七二九大停電。 　小時候家裡三不五時會停電，颱風天停電更是家常便飯，家裡的櫃子甚至都備有蠟燭，以在停電時拿來照明。少了明亮的燈光，一家人聚在小小的燭光前，有種無以名狀的安全感。好像所有的恐懼與威脅，都被周圍濃厚的黑暗確實地隔絕在外面。後來可能基礎設施逐步完善，停電已經很少發生，因此七二九全台大停電的那一刻，又短暫的喚起了我小時候的記憶。 　千禧年三月時，台灣舉行第二次的總統民選，並發生了首次政黨輪替。李登輝總統自一九八八年接任以來，長達十二年的任期結束了。小時候一直以為總統就等於李登輝，就像速食就等於麥當勞一樣。 　七月我參加了末代高中聯考，考完數學科時立刻察覺自己不小心寫錯了一題時的懊惱，至今仍記憶猶新。成績公布後，我以吊車尾的分數考進台南一中。隔年開始，高中升學方式全面改為基本學力測驗。台灣也於這時開始實行全面週休二日，從原本週六還要上半天課、隔周六上課，終於變成完整的兩天假期。國內旅遊風潮因此開始興起，原本冷清的安平老街，到我大學時，已經發展成假日摩肩擦踵的觀光勝地。身為台南人的我，有許多知名的小吃，都還是外地的大學同學告訴我的。 　高中在同學的帶領之下，第一次進到「網咖」。在那段時期，網咖如雨後春筍般，在每個街角都能看到；而幾年後，個人電腦配備大幅提升，大家在自家電腦就能輕鬆地連線遊戲。網咖因此接連倒閉，像是宣告某個時代的結束一樣，而我也即將告別高中時代，準備進入大學。 　二○○三年，台灣的兩大職業棒球聯盟，中華職棒聯盟與台灣大聯盟合併；這年我通過推薦甄試，錄取中山大學全國唯一的政治經濟系。由於父親念經濟系，我在父母親的建議之下，選填了許多名稱中帶有經濟兩個字的科系。暑假時還傳出中山大學有人感染SARS而因此停課的消息，我抱持著是不是可以延後開學的期待，當然之後還是如期地開學了。 　大學時期是我第一次離家獨立生活，也第一次體會到脫離父母管教的自由。大學一年級的生活如脫韁野馬，連自己也無法掌控，最後免不了換來不及格被當掉的命運。升上三年級開始，同學們紛紛開始準備研究所考試，同學灌輸給我一個全新的觀念，念研究所並不需要對研究真的有很大的熱誠，而僅是要在自己的履歷表上添上一則碩士學歷。 　二○○七年一月，台灣高鐵通車，這年我大學畢業，也跟隨著趨勢開始了研究所生涯。大多獨來獨往。閒暇的時間也被報告、論文的寫作填滿，有種來到深山中閉關修練絕世武功的感覺。 　沒想到在不久的入伍從軍後，我真的來到山中修練了。 　二○○九年，在令人聞之色變的八八風災後，我自研究所畢業。在家等了兩個月，終於接到兵單。此時男性仍需服一年的兵役，高中與大學所修的軍訓課可以折抵一個月的役期。在軍中一天便如一年般漫長，此時許多當時沒有選修課程的人便開始懊惱不已。在聽過哥哥的當兵經歷後，我已經對軍旅生涯有了最壞的想像，但實際的情況卻好上許多。 　服役的軍營位於台南郊區的山腰上，每日在營區內的巡邏好似登山郊遊一般，可以欣賞遠近山巒的變化莫測，一條條小徑曲徑通幽，轉個彎後柳暗花明又是另一番景色。我把這段軍旅生活視為一個人生的空檔年，獲得充分的休息與思考的時間。 　退伍後，因為喜歡閱讀，所以儘管父母抱持反對的意見，但我仍選擇進入出版業擔任編輯。獲得錄取後，帶著簡單的行李與夾雜著期待與不安的複雜心情，搭上往台北的高鐵單程列車。 　台北與台南、高雄最大的不同之處，便是冬日連綿不絕的冷雨。我來到台北時是十月底即將入冬之際，那冬雨以及灰暗低沉的天空，彷彿拒人於千里之外。加上初入職場、面對全新環境的戒慎恐懼，使我的心情比天氣更冷、比天空更灰暗。不過冬天終究會過去，隔年的春天來臨之際，綿綿細雨停了，工作也越來越上手。 　大學同學中，許多人選擇北上工作，只有我從事出版業；相較之下，許多人都投入金融業中發展，銀行儲備幹部、理財專員等。聚會中的話題常圍繞著財經消息打轉，或是抱怨金融業的辛苦，使我每每都感覺自己像是誤闖入陌生人的聚會似的，明明坐的很靠近，但實際上卻像是從遙遠的距離看著他們。 　相較於金融業，編輯的收入並不高，雖然不至於餓肚子，但也絕對無法過著優渥的生活。 　如今我已過了三十歲，常常不由自主地將自己與當年的父親做比較，不論是成就或是人生經歷，似乎都還遠遠落後。或許我可以用現今大環境已不復以往來安慰自己，但仍無法除去心中的失落與對未來的不安。 　這種不安或許是這一代人的集體記憶，擔心自己落後、追不上父母親那一代的腳步，而不停地被現實推著向前；同時，也承受著來自父母與親友的期待與壓力，而只能不斷地壓抑自己的夢想。民國七十年代出生的七年級生，常被冠上草莓族的標籤，但雖然生活會有不順遂，我和其他人仍還屹立著沒有被壓碎；雖然離夢想還很遠，路還很長，但我們仍會繼續奮鬥下去。不單只是為了證明我們不是草莓族而已，也是為了離那個心目中所構想的世界，能夠再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