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薪問題對社會的衝擊早已不容忽視。圖為立法院上會期國民黨黨團抨擊政府無法解決低薪問題。(本報資料照) 李貴敏 最低工資法於二０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發布，並於二０二四年正式上路；其首次制定的最低工資在二０二五年一月一日正式實施，這被政府視為重大政績並廣為宣揚。然而，這項政策恐怕依舊無法解決低薪問題！畢竟，最低工資的調漲雖為邊際勞工提供了基本保障，但對大多數薪資高於最低工資的勞工而言，調漲幅度無法帶來實質改善，反而造成物價上漲，而導致受薪階級的「實質薪資」下降，對於低薪結構的改正，根本毫無助益。 低薪問題由來已久，賴清德總統在元旦談話中再次呼籲企業調薪，並強調「超過九成企業計畫調薪」。問題是，二０二三年的薪資中位數為每月四點四萬元，但仍有一半受僱員工薪資低於此數。試想，年輕人每月面對房租、水電、交通、學貸等基本開銷後，還剩下多少來儲蓄或成家立業？這樣的經濟壓力不僅影響生活品質，也削弱了他們對未來的信心。 最低工資的受益者僅限於最底層的勞工群體，其他受薪階級不但未蒙其利，反受其害。此由過去數年，台灣的實質薪資因通膨侵蝕而連續負成長、二０二三年全年實質經常性薪資下降百分之零點零五、實質總薪資更下滑百分之一點零四，創下十一年來最大減幅等足以證明。尤其，在物價節節攀升的時代，薪資中位數的增長速度卻遠遠落後於物價漲幅，這才是勞工的實質購買力不斷下降和生活困境的根源。 其實，低薪的因素眾多，產業結構失衡就是關鍵因素之一。服務業雖吸納了大量勞工，但薪資水準卻長期停滯不前。根據統計，製造業平均月薪可達六萬元，而住宿及餐飲業、支援服務業等行業的平均月薪卻僅在四萬元以下。尤其在兩岸關係冰凍、地緣政治緊張的情勢下，人才出走，服務業更是一蹶不振，也進一步降低了年輕人投入服務領域的意願。 此外，台灣服務業長期無法國際化，祗能依賴內需，也因此，市場規模有限，難以支撐較高的薪資水準。何況，政府長期忽略了人才培育和國際化的重要性，也導致低薪問題擴大。 面對這些結構性問題，政府的應對總是流於表面，而總想以最低工資或短期政策緩解壓力。殊不知這些表面措施不但無法觸及問題核心，更加重民間企業的負擔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惡化。 再者，教育與產業需求的脫節，也是低薪的另一癥結。就是政府空言教育改革和對技職教育的重視不足，才導致勞工缺乏進入高薪行業所需的專業技能。雖然高薪產業對高階技術人才的需求殷切，但本地勞動市場卻無法提供足夠的供應，也進一步拉大了高薪與低薪產業之間的差距。 低薪問題對社會的衝擊早已不容忽視。從出生率驟降、青年購屋無望，到詐騙活動氾濫，這些現象背後無不與低薪問題息息相關。根據外媒報導，台灣從事詐騙活動的人數已突破十萬，這並非偶然，而是低薪壓力下的一種畸形反應。當年輕人對未來感到絕望，他們可能選擇躺平，甚至鋌而走險，整體社會風氣也因此受到侵蝕。 執政者必須認清現實，真正關注低薪問題的深層結構性根源。改善教育與產業的匹配度，推動產業多元化發展，應成為政策的核心方向。台灣經濟的成長不應僅停留於ＧＤＰ數字的提升，更應讓勞工能真切感受到經濟成果的分享，擺脫低薪的泥沼。 低薪問題如同「灰犀牛」，雖不突兀，但其帶來的威脅卻不可忽視。唯有政府拿出具體行動，針對結構性缺陷進行改革，方能為青年世代帶來希望，好為台灣經濟的長遠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作者為金典律師事務所創辦人。本文為優傳媒授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