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瑞雄
當一個國家開始討論諾貝爾獎，就表示它正在尋找自身科研實力的定位。台灣最近再度掀起這場討論，從總統公開喊話三十年內要在物理、化學、醫學等領域拿到三座諾貝爾獎，到「台灣橋樑計畫」邀請三十一位諾貝爾獎得主來台交流，再到許多學界人士對臺灣基礎科學環境的批判，每一個聲音都在指向同一件事。要讓台灣的研究真正進步，光是喊願景是不夠的，制度才是研究的地基。
哲學家培根曾說「知識就是力量」，但他沒有說的是，知識的力量需要制度來支撐。如果制度不穩、方向不明、資源配置錯置，那麼再多的研究者也無法把力量發揮到極致。
台灣在制度面臨的第一個困境是資源分配的結構性問題，多年來，科研體系採取高度競爭型補助，研究者投入大量時間撰寫計畫書，研究反而變成追逐短期指標的賽跑。許多國家透過穩定的分配預算讓基礎研究可以長期累積，而競爭型經費則用於先進與跨國合作的研究。這樣的雙軌制度能讓研究者穩定前行，不會被短期政務與行政節奏拉著走。
反觀台灣，長期以來研究的制度環境過度依賴「論文量化」與「短期成果」。當整個體系期待的是「一年內能看到成果」，研究自然無法形成深度。例如在高度投資半導體的同時，基礎科學卻被忽視，如果資源結構不改變，「五十年也不會有一位本土諾貝爾獎得主」。
第二個問題是研究體系的角色定位不清。在中研院是否該改革、甚至是否該虛級化的辯論中，凸顯出台灣長年存在的制度重疊與資源競逐。當國家最高研究機構與大學同時競爭同一筆科研經費，就表示國家尚未明確定義不同研究單位的任務分工。制度不清，資源自然失衡。
第三是研究缺乏國家級任務導向。國際上許多科技領先國，都以國家重大任務帶動研究突破，例如美國以國防科技、AI安全、再生能源為核心戰略，日本與韓國則先定下國家級目標，再導引資源與跨部會協作。任務導向不是干涉自由，而是確保研究不被零散化。台灣過去因產業政策偏重短期利益，造成基礎科學被邊緣化，也難以形成大型跨領域研究。
第四是研究成果不易轉化。台灣長期存在「研究做得多，真正落地的少」的問題。多數研究強國把「知識轉移」視為國家工程，包括技術授權、試驗場域、新創支持等。台灣在半導體之外的科技領域，產業吸納研究成果的能力依舊不足，使得研究者心中常浮現一個疑問：做出來的成果，到底誰會用？
第五，是研究的全球連結仍不夠密集。雖然台灣積極邀請諾貝爾得主訪台、與國外頂尖大學合作，但真正能與全球研究團隊共同投入重大計畫的案例仍不足。小國如新加坡、以色列能在世界科技地圖上站穩腳步，就是因為早早把自己「嵌入全球研究網路」。
要讓研究真正成為國家的長期力量，願景需要，但制度更需要。制度決定了研究者能否放心做長期題目，決定了人才願不願意留下來，決定了研究成果能否真正被社會使用，決定了國家能往哪一個未來走。
愛因斯坦說「如果我有一小時解決問題，我會花五十五分鐘思考問題，五分鐘解決問題」。台灣的研究環境之所以停滯，不是研究者不努力，而是制度沒有花足夠時間把問題想清楚。
因此真正重要的不是喊出「三十年內三座諾貝爾獎」的願景，而是讓研究能在三十年間不斷累積、不被打斷、不被政治左右，並能與世界同行。當制度穩定下來，人才自然願意投入，研究自然能長大，成果自然能跨越國界。諾貝爾獎只是結果，不是目的，目的應是讓台灣成為知識與創新的真正強國。
（作者為台北商業大學前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