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之所存,詩之所存也。」是我提出的詩歌主張。詩必得因「藝」而存在,方能成為嚴格意義即學理上的「詩」。而非只停留於敘事或抒情,甚或僅僅因題材而存在。高中時讀唐代大文豪韓愈的〈師說〉,有「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句,其意指師因道而存在,而非其餘。那人曾任教於你,然他並不傳「道」,甚或其偏頗、其浮淺、其自以為是、其指鹿為馬,即其所謂師的意義不復存焉。現時詩壇流行「老師」稱謂,互稱老師,互為抬舉。然詩道日疲,未因大量的老師出現而改善。少數的好詩仍然被海量的偽詩、劣詩、庸詩所淹埋,尤其AI與DS相繼誕生,詩評——挑選好詩——的存在便更形重要。真正的詩評總有相對客觀的「尺規」,這把「尺」總是融合了自身的學養修為,如果評論家同時具有創作經驗,即其尺定必有可觀之處。至少能解讀出作品的優勢,並指出其局限。要知道,判別一篇評論的良窳,並不在你同不同意其論述觀點,而是這篇評論文章能否予你有所得著,非只有擂鼓吶喊之聲。我評論的尺規簡言之:詩乃語言藝術。是以書名定為「詩藝所存」。
這裏三十四篇詩評,可以看成是2022年下半年到2024年共兩年半間我「寫詩與讀詩」的經驗總結。評詩與寫詩既同也異,評側重學養與邏輯,寫偏於語言與思維,而兩者互為交雜,不以為忤並相輔相成。近幾年我創作轉旺,與多寫評論有關。評論總是對文本的深究。進入優秀的文本猶如經歷一次詩歌語言的探險之旅,其起伏跌宕,其曲折迂迴,自不同於陶淵明〈讀山海經〉「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的悠然境界。那是兩種不同的樂趣而同樣迷人!詩歌評論看似是個人主觀看法,其實並不盡然。評論家的論述常來自兩個不同的系統:中國的與西洋的。然好比攀山,從東邊上,走西邊去,路線與風光自是不同,然當有朝一日登頂時,即其所見並皆一樣。已然登頂的香港學者黃維樑在〈班﹒姜森的莎士比亞頌和中西比較詩學——冥冥中進行的一個中西文明互鑒〉中拿〈莎士比亞頌〉與劉勰《文心雕離》比較,指出中西詩學具有諸多相近或相同的地方:「他(班﹒姜森)評論莎氏之道,通於中國的劉勰的文學評論之道,也通於其他中國人的文學評論之道。」又說:「批評家必須博觀,作家也不能沒有學問。」(見公眾號「蜀山比較文學」,2025.5.12)。可見評論與創作,如具深厚才學,常是一體之兩面。
AI降世,詩壇更添亂象。我看到不少以AI生成的詩評。其論點與論據都離不開那幾度板斧來。就拿自己的詩作為例略作說明。我曾寫有組詩〈花果四詠〉:〈新豐蓮蓬〉、〈油菜花田〉、〈菊開如海〉與〈十二個芒果〉。DS(AI)生成千字的〈點評秀實詩《花果四詠》〉列出此組詩的四大特點,即:一、「天地之心」的詩性宇宙觀,二、都市文明的「抵抗詩學」,三、語言本體的智性實驗,四、跨地域書寫的「空間詩學」。雖知AI讀詩的毛病在,只能讀懂詩句,而不能讀懂整首詩。優秀的詩歌其語言均出軌於日常用語,而其詞語間常出現有機的組合,互為滲透而變改涵意,此所謂「語境」也。這是依仗大數據的AI所不能勝任,於是其評論便流於學術詞彙的堆砌,若煞有介事,而其實空洞。且看其開首與結尾:
(開首)香港詩人秀實的〈花果四詠〉以植物意象為經緯,編織出一幅融匯東方哲思與後現代生存困境的詩性圖景。
(結尾)秀實的詩歌在東方「觀物取象」傳統與後現代語言實驗間架設橋樑,其植物意象既是道家宇宙觀的當代演繹,又是都市文明的精神造影。這種創作既延續香港詩歌「在殖民性與現代性之間尋找支點」的書寫傳統,又以「婕詩派」的理論自覺開拓出漢語新詩的哲學深度,堪稱華語詩歌本土化轉型的樣本。
相信讀懂結尾這段文字的人不多,因為這只是一些詞語的拼湊。還須待真正的評論家來作進一步的解讀。AI評詩,只從有關詩人詩觀與文學理論的大數據中,尋找出一組學術詞彙,按語法串連成篇,裝作專業,以瞞騙普通的讀者。
「為人辯冤白謗,乃第一天理。」這是晚明御史(相當於現在監察院長)呂坤(1536-1618)《呻吟語》中的話,民初學者胡適手書並懸於其書齋內。現時優秀的詩歌在極為不利的庸俗環境底下,陷入危機中。庸俗者以其巨大的數量,佔關隘、定規條、建法度,宣揚其平庸之作。我在惶惶恐恐中寫詩評,便想到把呂坤的話改動過來:「為好詩辯冤白謗,是詩評家第一天理。」當然,我既無登頂的學養,乃只能作為座右銘般的警醒,能不能做到又是另一回事了。但我只能說,這些詩評,多少會讓你有所得著,僅此而矣。好詩是有的,但它不群聚,不在風口浪尖,它擅詞令而沉默,有內涵而寡言。如南宋詞人辛棄疾所說:「在燈火闌珊處」。深宵不寐,讀詩作評,常在困倦中回首,那時其瘦削綽綽風姿,便常現眼前。它披著一身「藝衣」,總是如此稱身得體,如此從容大度,叫人對其情投意合。藝之所存,詩之所存也。信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