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薈〉《詩探索》「專訪」廖偉棠

  • 你是從哪一年開始詩歌寫作的?最早激發你寫詩的靈感是什麼?

廖偉棠:1990年左右,我開始寫一些像現代詩的實驗文字。形式上的衝擊來自一本《五人詩選》裏北島、楊煉、顧城的詩,詩很難懂,於是我決心寫得比他們更難懂。因為我一向有讀詞典的癖好,我想出了一種寫出思維跳躍極大的詩的方法,那就是隨意翻開一頁英語詞典選擇一個個詞語,隨意組合成為一首「詩」,後來我才知道這是達達主義者早就玩過的遊戲。

但形式之內,真正激發我的表達欲的,是15歲讀到的柏楊《醜陋的中國人》,一士諤諤,他讓我猛醒於周圍世俗的渾濁。之後一年讀到魯迅《野草》,更是完美結合和超越了前兩者對我的啟發,一直到三十年後依然激發我以詩直面現實。

《野草》是一個比教科書裏的魯迅陌生一百倍的魯迅,我如被閃電和雷暴痛擊,但依然懵然未覺,為何如此痛。直到我看到另一個陌生人大岡信的詩。此其時,1992年,我16歲,大岡信在他的詩裏也是16歲:「我完全在自由之中溶化了。/我對一切都說『不』,/而我的身體總要跳起來說『是』。」他讓我領略了超現實主義的開放性,16歲少年的世界是充滿可能的,也充滿「不」和「是」的衝突——他的精神是懷疑主義的,他的身體對一切卻都是肯定的,這就是少年心氣。

通過大岡信,我終於理解了魯迅,確定了我們身處狂泉之鄉,寫詩是為了清醒,而不是朦朧。

  • 請選擇2—3位對你的詩歌創作最有影響的古今中外詩人或藝術家。

廖偉棠:杜甫、奧西普·曼德爾斯塔姆和保羅·策蘭。他們向我展示了詩是一種核聚變,凝聚此在的經驗和愛恨,通向靈魂的無限可能。

  • 請提供你自寫作以來的 10首代表作題目,並註明寫作年代。

廖偉棠:一九二七年春,帕斯捷爾納克致茨維塔耶娃(1999)、小九路中巴(2003)、聽得白駒榮《客途秋恨》(2004)、致失蹤者(2011)、致旅行者一號(2013)、雨的軼事(2014)、懷疑論(2017)、超級月(2018)、光手裏(2018)、夜贊(2019)。

  • 你寫詩一揮而就,還是反覆修改,還是有其他寫作方式?

廖偉棠:在我開始寫作之前,對某一個主題、某人某事的情感有很長時間的醞釀,對自我超越有自覺的要求,當開始寫作往往就一氣呵成,我尊重自由即興的結果,只會做很少的修改。另一方面,我維持寫作大型組詩的能量,會以一個專業藝術家的自我要求來督促自己的儲備與爆發力,然後以經營一部長篇小說的細膩與毅力去完成一個整體性的作品。

  • 你如何看待生活、職業與你詩歌寫作的關係?

廖偉棠:我的生活滋養?我的詩歌寫作,不只是經驗上,還包括超驗的啟示,在生活與命運勾連的那些「奇點」上無處不在。至於我目前的職業是大學研究所裏的寫作教師,它提供了生活最基本的收入,但更重要的是它讓我經常對詩歌史上被誤讀或者被遺忘的傑作進行反思,在教授它們的過程中我自己也得以精進詩藝和思考詩義。另外我還是文化藝術方面的專欄作家,保持著對當代藝術的觀察與批判,也提醒了我詩歌以外的廣闊天地。

  • 你關注詩歌評論文章嗎?你寫詩歌評點、評論和研究文章嗎?

廖偉棠:我主要關注的是對古典詩歌的評論,尤其是漢學家的著作,他們常常能高屋建瓴指出創作與時代的關係、又能深入歷史維度當中的詩人幽微之心,給我極多?發。另外也看關於外國詩歌的研究性評論,依然是傾向從人與時代入手,細讀和索隱,但不拘泥於論爭,這些都是我們從事詩歌評論需要學習的。我自己經常寫作詩歌批評,當中較少涉及當代詩人。我傾向於挖掘鉤沉好詩遺珠,不太喜歡喧囂攻伐。另外我也寫作現代詩教學的書籍,如近作《玫瑰是沒有理由的開放:走近現代詩的四十條小徑》。但很少寫作學術文章,因為太耗時,時間應該主要留給創作。

  • 請寫出你認為最重要的三個詩歌寫作要素。

廖偉棠:第一,赤誠的用心。「修辭立其誠」(《易傳》)和「技巧是檢驗真誠的標準」(伊茲拉·龐德)兩者如出一轍,表明在詩歌領域裏真誠是要通過你對技藝的追求來驗證的。其與「深情」近矣,赤誠者,覺一草一木一流雲之多情,念一顰一笑一緣分之不可磨滅,堅信詩能使短暫的永駐、使生死不止於虛無。然而須有技藝的要求監督之,使之不流俗、不媚俗。

第二,犯險的志氣。每一次書寫你都需要挑戰語言和心理的懸崖、經驗和超驗的激流,這是詩歌作為文學當中的前衛藝術的責任,通過書寫的冒險來鍛鍊靈魂、達致精神的超越飛昇;通過對準則的攖犯、挑釁來推進想象力的革命。

第三,獨立自由的人格,無須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