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偉棠
1
在這個時代，詩歌還有什麼意義？
道可道，非常道，同理，詩歌要是能說出一般程度上的「意義」的話，似乎也就不是詩了；換句話說，詩之所以是詩，是它不囿於普通意義的「意義」，詩可以徹底的非功利化。
但這不應該成為詩追求無意義的藉口，詩可以無意義不等於詩追求無意義——即使無意義的詩本身它的存在也是一種意義，尤其當它處於一個事事都被追問意義的功利時代之時——但炫耀「無意義」則又成了急功近利的終南捷徑了。
無意義之詩表明自己的超越性的意義，倒也是對時代的一種反詰、甚至反抗：比如說詩把語言從日常功能性中抽離出來，彰顯了語言本身的美與根源性重生，這就是一種民族精神的重建；詩把被時代否定的價值如慢、空、敗、逆、負等等予以強調，是一種對整個世界的簡單二元化的不滿足，從非理性非邏輯的思維空間給予我們省思存在的另一種可能性。
詩無意義，又是最多意義的。
2
詩，首先是自由的，其次才是好或壞的、美或醜的。自由不應該成為討巧的托辭，因為我們也應該記住：自由有其驚險的代價，或者說，越自由，詩的難度越大而不是相反。
沒有人身自由，人仍能寫出好詩；但沒有對自由的嚮往，對自由的執著，絕不能寫好詩。
詩是一條恆久不息的大河，不存在斷裂。
「理論蒼白，而生命之樹長青」，不懂這一句的創作者，再有才華和智力也枉然，在詩之道上會鬼打牆、循環迷失。但若一味向生命提款、成為個人可憐經驗的自我獵奇者，或者嗜痂炫傷者，最終也會停止在自瀆的無聊，即是另一種蒼白。
詩不只有好壞之分，更有有可能性的詩與扼殺可能性的詩之分。因此我最終還是會選擇自由詩、開放詩，而不是格律（包括形式上的格律以及頭腦裡的戒律），我希望我與年輕一代詩人更多寫未知的、實驗的詩，雖然可能會失敗，但比一切勝券在握的寫作操練、批量生產要有意義得多。
詩作為文學當中最具游擊、機動性的尖銳文體，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任性」，去試探文學與精神的邊界，做最極限的外推。這一點不只是著眼於超現實主義或狂想性質的文學，同時也適用於歷史與現實的處理，詩可以充當破壁者、挑釁者甚至異端，在面對擁有多種面具的歷史、與荒蠻無理的現實之時。
詩人是無法饜足者，他對當下已有的意識形態也好、文化立場也好、文學範式也好，都不可能僅僅從中做出選擇。於是，詩人創造，雪萊意義上的詩人乃立法者，便是這個意思。在創造的過程裡必然有大刀闊斧有泥石俱下，青年人們（以及所有仍有青年之心的詩人）不要懼怕冒犯什麼，不必有得失心，須知赤子乃是赤裸裸奔跑在真理之荊棘中的人。「運偉大之思者，必行偉大之迷途」，這是海德格的名言，我希望真的是這樣，祝福我的詩友和我自己，要對得起我們現在走的迷途。
大多數詩人寫詩的初心、出發點都是非如此不可的表達之緊迫感所致，但漸漸的隨著名利的介入、技巧的純熟，很多詩人就會因循自己的成功模式而造詩，更甚者是根據「場域」的需要而修正自己的本意，寫「受歡迎」的詩——其實這無關現代主義與後現代價值取向之分別，而是寫作者自我定位的高下，也就是說你是否在乎詩的尊嚴和純潔（無邪）。
在乎，廣東話叫「志在」。志在的志，就是詩言志的志，我希望這樣任性地定義。甚至「意志」，乃是以意象重現我們的志，是詩人的能耐。
詩，言說那些我們在乎的東西。
3
詩為詩人個人而寫，但個人要做好這個時代的個人，個人要成為最敏感的試紙、探熱針、實驗品，這樣你書寫自己就是書寫這個時代。
詩為他人而寫，但詩在塑造它的讀者，要求它的每個讀者都成為上述的個人，然後詩不設限，在他人心中重寫一次變成一首新詩。
詩人與詩的關係是互為因果的，做好一個人才能寫好詩，寫好詩能引領你做好（完整）一個人，詩中的詩人形象真正會成為一個詩人的自我。
詩歌語言必須負起對傳統語言的招魂和換血的使命，它應該置身於民族語言的過去和未來之間，提醒兩者的對話，成為兩者的回聲。它還應該成為重建人民的想象力的魔術棒，使他們逃脫、甚至反抗功利話語的奴役。
詩的力量在於讓你面對虛無、權力、毀滅等龐大實物時沉得住氣，然後「沉而能飛」（顧隨先生形容杜甫的話）。
詩不要撒嬌，甚至不要以詩人所遭遇的殘酷來撒嬌。詩要做到不卑不亢，才能贏得尊重。
華文現代詩自救之第一要務是：不打妄語。做不到這一點，多聰明都沒用。
很多你驟眼看起來很不錯但不知所云的詩，其實不是詩，是一種腔調，它不斷呢喃，把讀者和詩人自己都催眠了，暗示他們：這是詩，這是好詩。而且壞詩人們達成共謀，以劣幣驅逐良幣。
一首詩不只是音樂，而是「音牆」和「弦外之音」，不只是建築，而是「家」和「教堂」，不只是織物，而是「刺繡」和「旗」。
我十年前寫龐德的一句話：「直接，明亮，響亮，自信，清澈。他的諷刺也是用歌唱的方式完成的，所以遠遠高於諷刺對象和諷刺本身。而他的雄辯，包含悲憫。」後來也成為我寫詩的座右銘。
詩與大眾的關係是一回事，詩人與大眾的關係是另一回事，舉個例子：一個文學院裏的卡夫卡永遠成不了奔忙於訴訟與城堡的K，成為了土地測量員K才成為卡夫卡。
詩是魔術，但詩人不可以魔術師自居。
4
詩是超越的，也是邊緣的。
其實對詩人來說，不存在上升或者下降的問題，只有要麼一切和要麼全無的問題；因此詩人難以固定成為星座，他們不由自主地成為流星或者彗星。
詩如果是尖端，這個尖端不一定是巔峰，也可能是向下的一個至深的極點。
這樣的「詩是個有機體或一部時間機器，從一開始就努力達到終點。」意大利哲學家阿岡本說。
這樣的詩是對未來的考古，也是對過去的科幻，我們的預言是重新發明已經消逝的東西。因此詩人永遠年輕，也永遠和土地一樣蒼老。
二十一世紀過去了二十多年，我們都彷彿生活在我們小時候想像過但是想像不到的未來裡了，但有人在考古。這就像十九世紀詩人王爾德說的：我們都生活在溝渠中，但有人仰望星空。
這是不合時宜的。而我們正是以我們的不合時宜的詩文字、不合時宜的對文字的態度，來幫助我們親近真正的現在——
這個矛盾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