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嘉雯 畫／楊淑惠
在以屈原、宋玉為核心的楚辭書寫譜系中，景差是一位極具象徵意義、卻長期被忽略的作家。據文獻記載，景差羋姓，景氏，名差，為戰國時期楚國人，是目前可考最早的女性賦家之一。她的作品〈大招〉被收入《楚辭》，在體制、主題與修辭上既承繼楚辭「招魂」系統，又呈現出與屈原、宋玉不同的敘事語氣與情感結構，為楚辭傳統增添了一道獨特而珍貴的女性書寫風景。
在先秦至兩漢的文學史敘述中，女性創作者往往被湮沒於男性書寫的宏大敘事之中。景差之所以重要，不僅在於她「是女性」，更在於她能以楚辭體裁進行高度成熟的賦式書寫，顯示戰國楚地文學活動的開放性與多元性。因此文學與史學界賦予她作家身分與歷史位置。
從姓氏來看，景差與楚國王族同為羋姓，顯示其可能出身於楚國貴族或近王室文化圈，故而得以接受良好的教育，並熟悉祭儀、辭令與文學傳統。這樣的身世背景，使她能夠進入原本高度儀式化、政治化的楚辭書寫系統，並以女性視角重新詮釋傳統主題。例如：〈大招〉便是她承繼「招魂」而別開生面之作。〈大招〉在形式上明顯承繼《楚辭》中〈招魂〉、〈大招〉一系的傳統，其基本結構是先鋪陳外界危險，繼而描繪人間美好，最終召喚靈魂歸返。
然而，相較於屈原〈招魂〉中強烈的宗教恐懼與生死焦慮，景差的〈大招〉呈現出更為平緩、溫柔而細膩的情感節奏。詩中不再過度渲染鬼魅與死亡威脅，而是著力描寫人世間的安適、飲食、居處與感官享受，使「歸來」成為一種對生活的眷戀，而非對死亡的恐懼反射，其文學思想乃從面對巫儀的心理壓抑與精神恐懼，進而轉向生活美學的深情體會。
景差寫〈大招〉最值得注意之處，在於其文學思想的內在轉向。傳統楚辭中的「招魂」多半根植於巫文化，透過誇張的他界想像與恐嚇式語言，迫使靈魂回歸肉身；但在〈大招〉中，這種巫術性的強制力被明顯削弱。取而代之的，是對日常生活之美的細緻描摹，例如：飲食的甘美、居處的安穩、感官的愉悅、情感的溫存。這樣的書寫顯示，景差更傾向以人間價值而非宗教威嚇來說服靈魂歸返，反映出戰國後期楚辭思想逐漸由神祕祭儀走向世俗美感的變化。這是女性書寫的特殊質地：柔性與情感的召喚。
若從性別書寫的角度觀察，〈大招〉呈現出一種不同於男性楚辭作家的語氣。詩中沒有強烈的自我放逐意識，也缺乏宋玉式的感官誇飾，而是一種溫和、包覆、召喚式的情感倫理。
這種「召喚」並非命令，而更像是安撫與勸說，使〈大招〉具有近乎母性或照護性的情感結構。靈魂被呼喚回來，不是因為外界恐怖，而是因為人間仍值得停留。這種觀點，使〈大招〉在楚辭體系中顯得格外異質，也格外動人。
從文學史的角度看，景差與〈大招〉的重要性在於，它們證明了楚辭並非單一聲音的文本，而是一個包含不同性別、身分與情感取向的複數系統。景差的存在，使我們得以重新理解楚辭的開放性，也提醒後人：中國早期文學中，女性並非缺席，而是長期被忽略。
景差以〈大招〉在楚辭傳統中留下了獨特的一筆。她不以激烈的政治抒情取勝，也不以華麗的辭采競逐，而是以對生命、生活與情感的溫柔凝視，完成了一次安靜而深遠的文學實踐。
在屈原的悲憤、宋玉的感官之外，景差提醒了我們，楚辭之美，亦可以是一種低聲而持久的召喚，尤其是來自長期被遮蔽的女性聲音，她們既承接男性文體又開創時代新局。因此，無論從文學史、修辭學，抑或是性別研究等專題來看待，景差自有其一定的地位與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