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副刊〉歐威爾愛讀書

古韻今鑒系列-2,45×37 cm/2021
油畫/木板/畫布/24k純金箔
oil painting /panel/canvas/ 24k gold leaf

■陳蒼多

 

《動物動莊》與《一九八四》兩本世界名著的作者喬治.歐威爾除了是名作家,也是如假包換的愛書人。

根據Andres Villagfa的說法,歐威爾在七歲時就讀了史威夫特的《大小人國遊記》,視之為無窮盡的寶藏,每年都要再讀。上預備小學時,他和朋友們一起閱讀狄更斯、卡萊爾和莎士比亞,特別喜歡H.G.威爾斯的《盲人之國》和康普頓.馬肯吉的《不祥之街》,由於要躲過學監的眼睛,他們都是偷偷地讀,因此讀得更加津津有味。

根據Gordon Bowker的說法,歐威爾這段時間所看的書有《彼德兔》的作者碧稚翠絲.波特的《溫吞小豬的故事》(這本書影響了他的《動物農莊》的寫作)、巴南提尼的《珊瑚島》、《大小人國遊記》、狄更斯的《塊肉餘生錄》、H.G.威爾斯的《現代烏托邦》、《小婦人》以及馬克吐溫有關密西西比的生活的故事。

總之,就算歐威爾的母語是英語,他在這麼小的年紀就讀了這麼多的名著,可以說是難能可貴的非凡成就。

接著,歐威爾唸伊頓公學,開始學希臘文和拉丁文,但他喜歡的作家卻都是現代作家,如賈克.倫敦、蕭伯納和H·G.威爾斯,尤其是賈克.倫敦的《深淵的人》,為他的第一本書《巴黎、倫敦流浪記》提供了很多資料。他喜歡蕭伯納作品中的反建制觀念和懷疑思想,但他自己後來所演化出來的懷疑思想,最終卻導致他對他早期所喜歡的這些作家感到幻滅,甚至導致他把蕭伯納列為「黑名單」,這一點以後會再提。

在這同時,他培養了對浪漫詩作的喜愛,特別是雪萊、道生(Ernest Dowson)和浩斯曼(A.E·Housman)的作品。他甚至會背誦浩斯曼的詩集《什羅普郡少年》,沈醉在詩的語言、美、和感傷的自憐中。寫到這兒,我想起我大學時讀的一首浩斯曼的詩,描述一個國王收集天下百毒,一天吃一點點,最後,他的臣子在他的肉中下毒,他吃了卻沒事。浩斯曼的詩會如此吸引歐威爾,應該是其來有自。

歐威爾二十幾歲在緬甸時有較多的時間讀書,他後來回憶,這段時間讓他印象最深刻的作品,有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巴特勒(Samuel Butler)的《筆記簿》,以及D·H.勞倫斯的《戀愛中的女人》。他對毛姆的作品也有很高的評價,見之於毛姆的《中國印像記》中的〈領事〉一文以及毛姆的長篇小說《英國情報員》對歐威爾的作品有很大的啟發,也影響他的寫作文體。他在1940年曾寫道,「我認為,在現代作家中影響我最深的是毛姆,我非常讚賞他直截了當、樸實無華地說故事的能力。

1930年中葉,他到一家二手書店當兼職店員,「歐威爾早上七點起床,八點四十五去書店開店門,在那裡停留一個小時,接著他就可以自由運用時間,直到下午兩點再回到店裡,工作到六點半。」所以,他一天有五個半小時可以閱讀或寫作。但他後來他寫了一篇〈書店回憶〉,描述他在書店中看到書成為商品,他看到追求第一版的勢利顧客、東方學生和心智薄弱的女人等。他又描述書店附帶經營租書服務,據他對讀者有新的了解:「在租書服務中,你會看到人們真正的品味,不是假裝出來的品味。」但他並不希望成為書店的全職職員,主要因為這種工作會讓人不喜歡書,也就是說,買書或借書的人可能是愛書人,全職的書店店員就不一定了。

後來,歐威爾在一篇名為〈有趣但不粗俗〉的文章中說,「英國幽默作品——不是機智、不是嘲諷、而是純幽默——的偉大時代,是十九世紀的前四分三時段」,他並且收集這個時段最佳的這類作品為一冊,包括薩克萊的《致命的長靴》、《愛麗絲漫遊奇境》、傑羅德的《柯勞德夫人的訓夫經》,以及柯羅斯·史密斯兄弟的《一位無名小卒的日記》,可見歐威爾對有趣但不粗俗的純幽默作品的嚮往。

值得一提的是,歐威爾早期經濟情況不好,都到二手書店買書。曾到他住處造訪的小說家Lettice Cooper記得書到處都是,包括在樓梯上也堆書。他的朋友Inez Holden 記得歐威爾曾在被轟炸後出現的瓦礫中搜救他的書,用手推車推回辦公室,多麼令人鼻酸啊。

歐威爾以社會主義者的身分到西班牙去反抗法西斯主義,但他卻發現,共產主義以社會主義為幌子違抗社會主義的原則,其實是意在掌握權力,而歐威爾的《動物農莊》就是描述對權力的濫用以及對善意的背叛。他寫此書,除了基於前述他童年時讀過《溫吞小豬的故事》的經驗之外,在西班牙的經驗也是重大因素。

耽於讀書的歐威爾讀過賈克.倫敦的《鐵蹄下》、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扎米亞亭的《我們》,以及柯勒斯特的《黑色的烈日》,這一切(尤其是《黑色的烈日》)都是他寫《一九八四》的最強烈影響力,而《一九八四》也是他對權力的最尖銳攻擊。他堅稱,今日似乎最有權力的人,也會因為野心和只是表面上的力量而在明日被推翻。不過,歐威爾去世後,他的兒子說,父親曾在寫給女朋友伊莉諾的信中回憶他們在鄉村中散步的景象,而父親也用信中相似的段落來描述《一九八四》中男女主角的情愛。所以,影響《一九八四》的因素除了名著之外,還有女人。

除了上面提到他所讀的作家之外,我們還必須加上喬治.吉辛(George Gissing)、格拉罕.格林、伊夫林·華、詹姆斯.喬易斯和亨利.米勒,尤其是喬治.吉辛。歐威爾非常讚賞吉辛這位愛書者、也是《四季隨筆》(愛書人的筆記)的作者。歐威爾只讀過吉辛的幾本小說,「但僅憑吉辛的《新寒士街》、《德謨斯》和《落單女人》,我就要堅稱英國幾乎沒有比他更好的小說家。」吉辛的《新寒士街》和《落單女人》直接影響了歐威爾的小說《讓蜘蛛蘭飛翔》和《教士的女兒》,甚至在歐威爾最具想像力的《動物農莊》中,也可以看到吉辛描述失敗的社會主義烏托邦的小說《德謨士》的影子。

1949年,歐威爾在去世前不久擬定了一分名單。他認為名單中的人對從事「反共產主義者宣傳活動」的作家而言是不適合的,當然對歐威爾自己而言也是不適合的。他還在名單中附加評論,例如對詩人史蒂芬.史班德(Stephen Spender)的評語是:感傷的同情共產主義者。因此,我們可以列出一份歐威爾閱讀方面的正面書單,而歐威爾自己則有另一份負面人物的名單。這分名單最後列了31個人,並非全是作家,作家中較知名的有蕭伯納和史坦貝克。其中的蕭伯納我們前面已提到;歐威爾所演化的懷疑思想導致他對早期所喜歡的作家感到幻滅,蕭伯納就是其中之一。

最後,我們要提到,歐威爾在〈書與菸〉一文中為閱讀提出辯護,認為書買一次就可以讀很多次,優於菸之為一次性娛樂品。他並把幾年來買書的錢和買菸的錢加以比較,就算一年中買了很多書,也不會比一年中花在菸上的錢多。他的結論是,「閱讀之所以不普遍,並不是因為很花錢,而是不刺激。」既然書並不比菸貴,像歐威爾一樣的愛書的癮君子們就省省菸、救救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