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文
愛爾蘭詩人葉慈(W. B. Yeats) 是二十世紀初英語「現代詩」的開路先鋒之一，葉慈多年以來持續探索神秘主義、東方宗教與哲學這些一般西方人認為是旁門左道的領域，這些另類素養終於在晚年開花結果，大放異彩，使葉慈成為偉大的詩人。
葉慈晚年詩作〈狂簡茵與主教的對話〉(Crazy Jane Talks with the Bishop, 1933 )、〈長腳蚊〉(Long-legged Fly, 1938)，押韻簡略、格律幾無、簡單、明晰、直白、洞察，是上乘之作。這種短詩以一種微妙的節奏表達洞見，這就是詩，也是現代詩、（現代）禪詩；這種真正的詩帶來深刻的觸動、覺察，讀後印象長留，不易忘。
短短的〈狂簡茵與主教的對話〉，其中詩曰「美與醜是近親/美需要醜」，讀時覺得好像在《老子》裡讀過，《老子》可能是遠古母系社會的思想遺跡，更可能是偶然從另一個高次元宇宙傳來的洞見。《老子》表面上是散文，但讀來很有詩感，那是真正的「純詩」；反之，格律嚴謹、詞藻華麗、繁複晦澀的詩其實不是真正的詩，那些只算是韻文、精緻文或表面深奧之作。
葉慈的晚年詩作在格律上自由化，不符合他前半生所處的維多利亞時期的格律標準，也就是不入格，但這些不入格的詩含有智慧金礦，反而是上乘的好詩。
晚年時期的葉慈智慧洞明，跟青年時期的葉慈很不一樣。青年時期的葉慈是一位古典主義者、唯美主義者，以典雅為尚，葉慈甚至在提倡愛爾蘭母語的會社裡跟一位重視俚俗話語的社員有所不和。晚年時期的葉慈則早已否棄古典主義者和唯美主義，走向洞察與直陳，不避諱呈現醜惡面，例如在〈狂簡茵與主教的對話〉一詩中，葉慈直陳「愛情把殿堂建立在/排洩的部位」，以洞察取代典雅。
葉慈的青少年時期在愛爾蘭西部度過，從鄉村農民接觸到本土的塞爾特口傳文學，塞爾特神話與民間故事在葉慈心中生了根，這幽渺神秘的塞爾特文化成為葉慈心目中不同於英國文化的另類世界，也使葉慈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努力探索超自然的世界。葉慈在其早期長詩《奧辛漫遊記》（The Wanderings of Oisin,1889）中表現出對本土塞爾特神話的著迷，那時他已經在追求真正的魔法或法術。
葉慈年輕時有一種反科學、超科學的心理態度，對於科學無法解釋的超感知覺、神通、魔法等超自然現象非常有興趣。葉慈在二十二歲時（1887年）拜「神智學會」的創立者布拉瓦茨基夫人 (Madame Blavatsky) 為師，正式加入「神智學會」，研習「神智學」(Theosophy)。神智學會(Theosophical Society，亦稱神智學協會、神智學社、通神學會)是融合西方哲學與東方宗教（印度教、佛教）的神秘主義協會，1875年由布拉瓦茨基夫人創立於紐約，在倫敦和都柏林都設有分會。
但三年後（1890年）葉慈就退出神智學會了，大約是因為神智學會比較重視形而上的理論與獨身靈修，對於超自然神通與法術的實作較不重視。接著在同一年，25歲的葉慈轉而加入「黃金黎明會社」(Hermetic Order of the Golden Dawn)，研習魔法/法術、通神術/降神術 (Theurgy)、占星術、塔羅牌等等超自然能力的實作，顯然葉慈年輕時曾經沉迷於追求魔法與超自然能力，他認為魔法可以用於防身，這在龍蛇雜處的倫敦是需要具備的。
葉慈48歲時聘請受中國文字啟發的詩人龐德（28歲）擔任秘書，增進了葉慈對印度以外的東方文化的認識，尤其是日本能劇以及中國古畫與古詩。葉慈另有見解，他認為 the mind’s directapprehension（直觀）與 vitality ofrhythm（氣韻）是中國古畫與中國藝術的精髓，在〈青金石〉(Lapis Lazuli) 一詩的第四、五節中，葉慈表達了他對中國道家超然精神的直觀式詮釋，結尾時，彈古琴者與聆聽者愉悅的古老眼神是神秘的詩眼。意象派創始者龐德 (Ezra Pound) 是現代主義的大師級人物，也是自由詩的先行者之一，他的詩作大多不墨守格律的成規，龐德的自由詩理念對一向講究格律的葉慈逐漸產生了影響。而且，龐德的意象主義理念也促進葉慈的詩風從抽象、朦朧走向具體、清晰，使得葉慈的詩作呈現出一種較為明晰的神秘主義。
葉慈長期涉獵印度宗教哲學後，他選擇了譚崔（Tantrism，性力主義），而不認同佛陀的獨身主義；而且葉慈覺得輪迴比涅槃（寂滅 ）更有吸引力，因為在輪迴中不斷轉世就是不斷再生，在多生多世中向上提升，那是一種上升螺旋。 如同英國詩人鄧約翰(John Donne)的〈出神〉(Ecstasy) 一詩認為靈魂應當降至鍾愛與官能的層次，智性才有真知（行65-68）。
葉慈遲至52歲（1917年）才結婚，他的妻子喬琪‧海德‧李茲(Georgie Hyde-Lees) 年方25歲，具有通靈的天賦，善於自動寫作 (automatic writing)，這種寫作方式屬於超自然寫作。妻子Georgie 自動寫作的文字量很大，最初三年就累積了多達四千頁的鉛筆手寫筆記，這些筆記成為葉慈的寫作材料庫。Georgie 的指導靈所表達的東西很多，而葉慈晚年的上乘詩作帶有東方智慧，似乎 Georgie 的指導靈之中有東方人。也許如此，但其實葉慈從年輕的時期就涉獵東方宗教與哲學，尤其是印度的宗教思想，平時喜好閱讀《奧義書》，晚年更與普樂希大師合作，把重要的《奧義書》譯成英文，出版《十大奧義書》(The Ten Principal Upanishads)，葉慈在晚年時期（1931年，66歲）結識的印度教僧侶普樂希 (Shri Purohit Swami) 促成了葉慈在靈性哲學上的成熟。葉慈又與普樂希合作編譯《瑜伽金言集》(Aphorisms of Yoga, 1938)，書後附有六張示範瑜伽體位法的手繪圖片，從葉慈所撰寫的〈緒論〉(Introduction) 看來，葉慈也是一位瑜伽行者。
備受西方與東方神秘主義薰陶的葉慈，在接近晚年時，以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的地理中心點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作為靈魂的歸宿，在其〈航向拜占庭〉一詩（1927年作，六十二歲）中，期許自己在這個神秘古都的黃金雕塑裡成為不朽的金鳥，透過藝術進入永恆。
但五年後，葉慈補作的〈拜占庭〉一詩（1932年），帶有含糊的話語，有如夢囈；該詩充滿各種詭異而陰鬱的幻象，晦澀難解，素材可能來自葉慈之妻喬琪通靈時自動寫作所留下的大量筆記，葉慈再以深度思考與主旨加以改寫與組合，主旨大約是藝術的矛盾性 (the paradox of art) ：永恆的、精純的美來自必死的、紛雜的人類生命。該詩顯示出葉慈繁複的多面性，而且是未及清明的那一面，大約僅是中乘之作，神秘主義對葉慈似乎也有少許的負面影響；但如果認為複雜多面是優點，則不算是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