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清德於就任總統兩週年端出「人口對策新戰略」，核心是為全台所有零到十八歲的孩子，每人每月發放五千元成長津貼；加上現行的育兒津貼，一個六歲以下幼兒的家庭每月最多可領到逾萬元現金。政府估算，這一項政策一年預算規模就高達兩千億元。消息一出，掌聲與質疑聲同時響起，最尖銳的問題集中在：錢從哪裡來？會不會又是一顆精心包裝的「空包彈」？
這波政策論戰背後掩蓋著一個更令人憂心的現實，二０二五年台灣全年新生兒數量僅剩約十點七萬人，總生育率跌至零點六九五，不僅創下歷史新低，更首度超越以「全球生育率最低」聞名的南韓，坐上了這個沒人想要的第一名寶座。台灣的人口危機，已不是可以慢慢商議的中長期議題，而是正在眼前加速崩塌的緊急現場。
問題的關鍵，在於政府長年對少子化的診斷出了偏差。十餘年來，歷屆政府把育兒問題大致化約為一個方程式：給錢，生育率就會上升。於是補貼不斷加碼，但生育率卻也不斷探底。研究者與家長都已清楚指出，台灣年輕人不願生育，從來不是區區幾千元現金可以填補的缺口。
簡單說，高房價讓一個家庭連落腳之處都成問題，何談迎接新生命？台灣的勞動條件長期偏向資方，工時居高不下，職場文化對於請育嬰假、彈性工時的容忍度依然有限。薪資雖然增加，但增幅多集中在科技業，大多數中小企業的受僱者實質薪資成長遠低於整體ＧＤＰ成長，財富分配的扭曲，才是讓年輕人望而卻步的真正重量。當一個孩子從出生養到十八歲的粗估總成本上看千萬元，每月五千元的津貼確實杯水車薪。
韓國在二０二五年生育率止跌回升，主因之一固然是疫情期間積壓的婚育需求集中釋放，以及特定世代女性人口的結構紅利。但韓國政府在政策設計上不只是給錢，而是從懷孕、生產、育嬰到重返職場，建立了一張幾乎無縫的支持網路；部分地方政府甚至推出生育即可優先分配社會住宅、乃至長期免費居住的方案，從居住安全感入手，解決了年輕家庭最根本的後顧之憂。此外，韓國強力推動企業落實育嬰假與彈性工時，並非僅靠道德勸說，而是有法規與誘因機制搭配。
韓國經驗告訴我們，改變少子化困境，靠的是整套制度的重組，而非單一津貼金額高低。
台灣少子化政策最需要徹底轉型，是把焦點從發給家長多少錢，轉向讓生育、育兒這件事變成真正可行。這意味著大量興建平價的公共托育設施，讓托育等待名單從現在的幾個月縮短為幾週；這意味著勞動法規必須切實保護請育嬰假的勞工免於職場報復，並讓父親育嬰假的使用率大幅提升，讓育兒不再是女性獨自扛起的責任。這更意味著台灣要有勇氣處理高房價，讓一個雙薪家庭在可預期的年限內，能夠不靠父母奧援、在都市裡購置或租得起一間適合養育孩子的空間。
台灣的人口危機，不可能以一個單一政策解決。五千元成長津貼若能讓一部分家庭的財務壓力稍稍喘口氣，確實有其意義；但若政府把它當成少子化的終極解方，那反而是更大的危機。
台灣的年輕世代並非不想要孩子，調查顯示許多人心中仍有理想生育數。他們欠缺的，是一個讓這個心願得以實現的環境；把這個環境建立起來，才是一個對未來世代負責任的政府，也是政府挽救低生育率最核心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