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騰鷂
行政院長卓榮泰一再以「不副署」阻止立法院三讀法律公布，現在竟有法律學者挺身替這種前所未見的行政擴權尋找理論根據。看到一些受過完整法律教育、甚至任教法律系多年的法律人，為現實政治需要重新解釋如此基本的憲法制度，實在令人不得不問：怎有這樣缺乏憲政人格的法律人？
東吳大學法律學院特聘教授張嘉尹日前表示，副署權是否僅具形式性質，以及是否「只能」用來制衡總統，均不能一概而論；又認為從歷史及比較憲法說明副署制度用以制衡元首，尚不足以直接作為我國憲法解釋的依據。甚至批評不同意見者「越外行的人喊得越大聲」。
話說得很重，但憲法問題終究不是誰聲音大，而是誰能回答憲法條文。
中華民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總統為國家元首，緊接著第三十七條規定，總統依法公布法律、發布命令，須經行政院院長或相關部會首長副署。副署規定放在「總統」章，不在「行政」章，更不在「立法」章。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又特別規定，總統發布行政院院長及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人員的任免命令，以及解散立法院命令，無須行政院院長副署。這難道還不能說明副署制度首先所要拘束的，就是總統權的行使？
更不用說，從英國責任政治到德國《基本法》第五十八條，副署制度幾百年來的基本功能，就是使不負政治責任的國家元首，其重要國家行為要受到負政治責任政府的拘束！
歷史解釋與比較法當然不是唯一的憲法解釋方法，但如果一項制度有清楚的歷史淵源、比較法功能，而我國憲法的文義與體系又完全朝同一方向指引，怎能一句「不能把外國制度套用台灣」，就全部推開？
真正無法迴避的，是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
行政院如果認為立法院決議的法律案「窒礙難行」，憲法已明文給它覆議權；經總統核可，可以移請立法院覆議。立法院若以全體立委二分之一以上維持原案，憲法接著明白規定：「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
請問支持「不副署否決權」的法律人，「應即接受該決議」，這七個字要怎麼解釋？
如果行政院覆議失敗，可以再拒絕副署；甚至根本不必覆議，直接以「違憲」為理由拒絕副署，那麼「應即接受」豈不變成「愛接受就接受」？覆議制度豈不成為多餘？行政院長豈不憑空取得憲法從未明文賦予的第二次、甚至無限期否決權？
這才是所有主張「不副署具有獨立否決功能」者必須回答的問題！
民進黨前發言人的律師黃帝穎，甚至進一步主張，行政院長基於「憲法忠誠義務」，面對其所認定的違憲惡法，可以拒絕副署；又稱在野黨既可提出不信任案而不提出，便意味行政院長不副署具有「憲法正當性」。
這更是把兩種完全不同的制度混為一談。
不信任案是立法院追究行政院長政治責任的制度，不是替行政院長違反其他憲法義務補發「合憲證明書」。難道一個可能違憲的行政行為，只要立法院沒有倒閣，就因此變成合憲？照這種推論，行政院違法行政、拒絕執行法律、拒絕提出依法應編的預算，只要國會沒有倒閣，難道統統取得「憲法正當性」？
這已不是憲法解釋，而是在用政治結果倒推法律正當性。
更荒謬的是，把「憲法忠誠義務」解釋成行政院可以自行判斷法律違憲，進而拒絕完成憲法程序。憲法忠誠首先要求國家機關忠於憲法所分配的權限，而不是打著「保衛憲法」的旗號，替自己增加憲法沒有給的權力。
行政院不是憲法法庭。
如果行政院認為法律窒礙難行，可以覆議；認為違憲，可以依法尋求憲法審判；認為政策錯誤，可以公開辯論、接受質詢、負政治責任。但是不能先自行判決國會法律「違憲」，再自行創造一個「不副署否決權」，最後又說這是在「保衛憲法」。
如果每一個憲政機關都可以用「我認為對方違憲」為理由拒絕履行自己的憲法義務，那能說是在盡憲法忠誠義務？
今天真正令人憂心的，其實不只卓榮泰。
政治人物為權力辯護，古今中外皆然；真正令人寒心的是，一些法律人竟跟著權力走，先有政治結論，再尋找法律理由。昨天可以高舉權力分立，今天碰到自己支持的行政權擴張，就另造「憲法忠誠義務」；昨天強調依法行政，今天行政院拒絕依法定程序行事，又說這叫「民主防衛」。
法律人的專業如果只是替掌權者提供漂亮的法律名詞，那和政治宣傳又有什麼不同？
法律人最重要的，不只是會背多少條文、寫多少論文、得到多少學術頭銜，而是面對權力時能不能維持法律判斷的一致性。對自己反對的政黨要求守憲，對自己支持的政權卻不斷發明例外，正是這些法律人憲政人格最嚴重的破產！
我更要呼籲，今日台灣的憲法學界、公法學界乃至整個法學界，都不能繼續沉默！
宗師級的行政法學者，平日著作等身，講授依法行政、法律保留、權力分立數十年，當行政權公然以憲法沒有明定的手段阻斷國會三讀法律時，更有責任向社會說清楚：行政權的界線究竟在哪裡，而不能噤若寒蟬！
宗師級的民法學者也一樣。法律學不是彼此隔離的象牙塔。民法研究的是權利義務、誠信、權利不得濫用；如果國家最高權力是否受憲法拘束都已成問題，怎能說那只是「公法學者的事」？一個法學者可以沒有政黨立場，卻不能沒有憲政關懷！
尤其我們這一代法律人，更應知道威權年代法律為權力服務的代價。
民主法治最可怕的退化，不一定從軍隊上街開始；也可能從法律人替掌權者重新定義憲法開始。把限制總統權的副署制度變成行政院否決國會的武器，把行政院「應即接受」立法院覆議決議解釋到消失，再把國會沒有倒閣說成行政違憲行為取得正當性，久而久之，憲法文字還在，憲政精神卻已被掏空。
法律人的價值，正在於權力最強大的時候，仍敢告訴掌權者：這裡就是界線，你不能再往前。
如果法律人反而走在權力前面，替權力尋找越界的道路，那麼真正遭到破壞的，就不只是一條憲法規定，而是整個社會對法律專業的信賴。
憲法需要的不只是懂憲法的人。
憲法更需要有憲政人格、敢在權力面前說「不」的法律人！
（作者為東海大學法律系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