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琴、周藍萍到中山堂 為時代留下有溫度的聲音記憶
記者黃華安／專題報導
有些人研究歷史，是為了回望過去；有些人保存聲音，是因為知道，一個時代若沒有人替它記憶，許多珍貴的人與事終將隨風散去。
國立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教授沈冬，正是這樣一位長年行走於文獻、聲音與記憶之間的學者。她出身臺大中文系，後轉入民族音樂學領域，研究中國音樂史、唐代樂舞、南管、古琴，也將目光投向1950、1960年代臺灣華語流行歌曲；近年更透過資料庫、展覽、音樂會、紀錄片與專書出版，讓學術不只停留在論文裡，而能重新回到人群之中，被聽見、被理解，也被感動。
沈冬說，她一生與臺大的緣分，幾乎從出生便開始。她出生於臺大醫院，因難產被醫院救回；四十年前又因產後血崩休克，再度由臺大醫院救治。後來，她考進臺大中文系，又在臺大任職逾46年。從出生之地，到一生工作的地方，臺大既是她生命的起點，也是她學術與人生展開的所在。
「我覺得自己非常幸運。」沈冬說，在臺大遇見許多極聰明、極努力的人，前輩、同事與學生都不斷給她啟發，也使她相信，人應該心無旁騖地追求理想。她形容，這樣的環境讓她變得樂觀，也讓她始終保有向前走、向上學習的力量。
音樂的種子，則更早在童年時便落進她生命裡。沈冬自幼住在臺北城南，鄰近文化人物林海音、王壽康等出入的生活圈；母親以上海老歌作為兒歌與催眠曲，舅舅則以中國樂器伴奏教她唱歌。她至今仍記得母親抱著她唱周璇的歌，也記得兒時聽唱《蘇武牧羊》、兒歌與黃梅調的畫面。八歲開始唱京劇，十歲之後陸續學習箏、七絃琴與琵琶，音樂於是從童年日常一路陪她走到今日。
然而，大學選填志願時，她並沒有進入音樂系，而是以第一志願考進臺大中文系。原因之一，是當時臺大沒有音樂系；更深的理由，則來自孔子「游於藝」的啟發。沈冬回憶，自己當時對父母說：「最愛的東西，不要拿它去換錢。」她選擇中文系，卻沒有離開音樂，反而在文學與音樂之間，走出一條獨特道路。
中文系給她的，是文史訓練與解讀文獻的能力。她在臺大中文系受完整文史訓練並任教，後因臺大籌備藝術相關發展，在師長建議下赴美研習民族音樂學。從中文研究轉入音樂學，旁人或許看作轉折，沈冬卻形容那像是「靈魂回到安頓身心的地方」。她在美國以英文修習和聲、對位、音樂史，也從民族音樂學打開新的眼界。
過去研究中國古代音樂，她曾面對一個近乎無聲的世界。古代樂譜保存有限，研究者必須從史書、詩歌、文獻、樂器與域外資料中重建聲音。她早年標點二十五史〈樂志〉、〈律志〉，從《全唐詩》中一首一首找出與音樂相關的詩句，也以「International Period」的角度重新理解南北朝、隋唐音樂與中亞、印度、波斯、阿拉伯音樂的交流。
這段赴美經驗，也改變了她觀看中國音樂的方式。沈冬說，過去在臺灣，常在「中華文化正統」的脈絡中理解唐代音樂；到了美國，才發現從全球音樂史看來，中國、印度、波斯與中亞音樂都只是人類音樂史的一部分。這使她得以放下中心與邊緣的框架，更客觀地理解唐代音樂如何在國際交流中形成。
但研究古代音樂久了，她也逐漸感到不滿足。因為音樂本質上是聲音，是情感，而古代音樂多半已不可聽見。沈冬因此轉向近現代音樂，尤其是1950、1960年代臺灣華語流行歌曲。她說，古代音樂史裡多是典章制度、樂部樂制，很難觸及個別音樂家的情感；近現代音樂則有錄音、唱片、口述歷史與人物資料，可以讓研究者追問作曲家為什麼寫這首歌、為什麼在那個時代做出那樣的選擇。
「我想做的是有溫度的音樂史。」沈冬說，做音樂史需要文學的感性、史學的材料，也需要思想與理論。她常引用錢穆《國史大綱》所說，對待歷史應有「溫情與敬意」。在她看來，研究音樂家也是如此，必須以溫情理解其處境，以敬意面對其創造，因為他們做出了研究者未必能做出的作品。
這樣的理念，也貫穿她對四海唱片母帶的數位典藏工作。沈冬因緣際會認識四海唱片創辦人廖乾元，後來獲四海唱片提供一批珍貴母帶，進行清點、清潔、修補與數位化。她說，母帶保存的意義不只是聲音本身，更是聲音背後的一整個時代。這些錄音若消失，不只是音樂散佚，連那些作曲家、歌手、製作人與聽眾共同構成的歷史，也可能隨之沉沒。
沈冬近年重要研究成果之一，是《萍歌：周藍萍與戰後臺灣華語流行歌曲》。她花了十年蒐集史料，從歌譜、唱片、節目單、電影特刊，到海內外訪談，逐步拼出周藍萍的音樂生命。她認為，若臺灣音樂史不談周藍萍，將留下極大缺憾。
沈冬指出，周藍萍可視為臺灣華語流行歌曲的重要開創者之一。戰後大量移民來臺後，華語歌曲逐漸在臺灣落地生根，而周藍萍不只創作華語流行歌曲，更將臺灣元素寫進通俗歌曲中。從參與創作的〈高山青〉、〈綠島小夜曲〉，到許多描寫寶島風光的作品，周藍萍讓臺灣元素進入戰後華語流行歌曲的通俗聲響之中，也讓歌曲流傳至香港與更廣大的華人世界。
其中，〈綠島小夜曲〉是沈冬研究周藍萍的入口，也是一首令她深受震動的歌曲。她形容，這首歌像是「乘著歌聲的翅膀」自己飛出去，先後出現臺語、客語、日語、英語、粵語等版本，甚至在香港又生成新的文化生命。後來，它又被賦予政治記憶與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想像，成為許多人心中關於離散、等待與幽禁的情感寄託。
「一首歌能讓這麼多人為它落淚，實在太感人。」沈冬說，〈綠島小夜曲〉不只是好聽的旋律，更像一面鏡子，映照出時代、政治、愛情、懷鄉與人心深處的孤獨。這也正是她所說的「以歌傳史」：一首歌若被認真追索，可以看見整個大時代的脈動。
除了《萍歌》，沈冬近年也完成《城中央的公會堂：中山堂．一座浪漫建築的藝文歷史》。這本書耗時十年，以大量報章雜誌、節目單、公文檔案與藝文活動資料，回望臺北市中山堂九十年歷史。對她而言，中山堂不只是一棟建築，而是一座城市文化記憶的容器。
沈冬說，中山堂的浪漫，首先來自建築本身。臺北公會堂作為日治時期現代化想像的一部分，結合鋼筋混凝土結構、幾何線條與Art Deco裝飾，也可見伊斯蘭、羅馬、中國傳統與臺灣本地元素交會。它不是單一風格的建築，而是多種文化並置的廳堂。
然而，中山堂更珍貴的，還在於它承載的歷史與藝文記憶。沈冬指出，中山堂曾承載1945年受降典禮、總統選舉與就職、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換文等重要歷史場景；但她也強調，中山堂同時是臺灣藝文史許多重要時刻的發生地。據其研究指出，波士頓交響樂團1960年來臺演出、蔡瑞月舞蹈、雲門舞集早期演出，以及眾多音樂、戲劇、舞蹈活動，都曾在此留下痕跡。
「我希望大家知道，中山堂是臺灣人共同的文化記憶。」沈冬說，過去許多人只看見中山堂的政治象徵，卻忽略它作為藝文舞台的深厚角色。她透過資料庫與專書，試圖讓這座老房子重新被理解，也讓一座建築背後的人、聲音與故事再次浮現。
近年另一部特別的書，則是《巡使四方：外交與歷史的擺渡人——外交官沈呂巡》。這本書不只是外交文集與傳記，也帶有深厚家族情感。沈冬的兄長沈呂巡曾任駐美代表、駐英國代表、駐歐盟代表、外交部次長，是重要外交官。兄長驟逝後，沈冬在病榻前承諾，會將他的文章整理出版。
她後來找出沈呂巡自1980年代起發表的一百多篇外交評論，再與資深外交記者謝幸吟合作，選出五十餘篇，依其人生與外交歷程編為十個單元。書中既有沈呂巡文章，也有導讀、傳記與外交史脈絡，最後形成一部兼具文集、傳記與外交研究性質的作品。
沈冬說，她不是單純為哥哥寫書，而是希望透過沈呂巡的生命，寫出渡海後第一代外交官的艱難處境。這一代外交官在臺灣出生或成長，面對的國際形勢與前代截然不同，需要在有限空間中為臺灣爭取位置，也在外交現場周旋於複雜的國際關係。她用「擺渡人」形容沈呂巡，是因為他一生往返於外交與歷史之間，以歷史眼光辦外交，也用外交經驗理解時代。
從中山堂、周藍萍到沈呂巡，三本書看似領域不同，一本寫建築與城市記憶，一本寫戰後華語流行歌曲，一本寫外交官與時代身影，背後卻有相同的精神：把被時間掩埋的人與事重新找回來。
沈冬自己也承認，她做的許多事，都是為了對抗遺忘。她不只寫學術論文，也做資料庫、紀錄片、展覽與音樂會，包括《四海唱片公司錄音母帶資料庫》、《臺北市中山堂藝文活動資料庫》，以及《寶島回想曲——周藍萍經典歌曲演唱會》、《行影如歌——李行導演電影音樂會》、《書信音緣——鄧麗君與莊奴的空中交會》、《讓我的歌把你留住——瓊瑤紀念音樂會》等大型製作。她希望研究能回到大眾，讓歌曲重新被聽見，也讓觀眾在旋律裡理解歷史。
沈冬受訪時提到，2026年《讓我的歌把你留住——瓊瑤紀念音樂會》三場完售，也讓她更確信，學術與大眾其實可以相連。她說，流行歌曲本來就來自大眾，不應只停留在學術象牙塔；研究者若能整理歌曲背後的歷史脈絡，再以音樂會、導聆與故事形式呈現，觀眾自然願意走進劇場聆聽。
長年行政工作，則是沈冬學術生涯中另一條不容易的路。她曾任臺大音樂學研究所所長、臺大第一任國際長、臺大藝文中心主任，也曾借調語言訓練測驗中心擔任執行長。二十多年行政經歷壓縮了研究時間，也使她常自嘲「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但她也承認，這些行政工作給了她另一種洗禮，讓她在學術之外，看見大學、社會與國際的運作方式。
擔任臺大第一任國際長期間，她走訪近百所姊妹校，也推動臺大國際事務發展。這段經歷使她更確信，臺灣學生必須走出去。她說，臺灣很小，飛機一飛出去幾乎就是國際航線；學生若不能看見世界，很容易被侷限在狹小視野裡。她因此積極推動學生交換與海外經驗，希望學生能在年輕時就把眼界打開。
在教學上，沈冬也重視音樂作為人文修養的價值。她曾在臺大開設古琴課，讓醫學系、土木系、電機系等非音樂專業學生學習古琴。她認為，古琴不只是樂器，更承載中國傳統文人的審美、修養與生命哲學。學生學古琴，未必是為了成為演奏家，而是在現代大學中，重新接觸一種與古典文化、身心修養相關的精神傳統。
面對AI時代，沈冬態度開放卻謹慎。她認為，AI可以快速整理資料，也能協助查詢與生成文字，但目前AI的高度仍受限於它被餵養的資料與既有框架。學者最重要的，仍是提出新問題、新觀點與新理解。她以周藍萍研究為例指出，AI可以在她研究成果出現後回答相關問題，卻無法先於研究者提出「周藍萍是臺灣華語流行歌曲開創者」這樣的學術判斷。
沈冬說，學生可以善用AI查資料、整理線索，甚至輔助文字表述，但真正不能被取代的，是人的眼界、判斷、感受力與創造新觀點的能力。
談到一般人如何理解音樂史，沈冬幽默的笑說：「看我的書，聽我的演講。」但她也提出四個字：「以歌傳史。」這是孫大川曾給她的啟發。她說，一首歌如果被仔細追索，可以照見整個時代；而「以筆唱歌」，則是她對自己寫作的期許。她希望自己的文章不只是考證與論述，而能像歌曲一樣有節奏、有情感，也有能打動人的力量。
至於臺灣音樂如何走向世界，沈冬認為，原住民音樂、南管、北管與傳統音樂固然重要，1950、1960年代以來的流行歌曲，同樣是臺灣文化軟實力的一部分。她提醒，臺灣流行歌曲早已在華人世界產生深遠影響，從〈綠島小夜曲〉在香港流傳，到後來校園民歌、電影歌曲與當代創作，都曾跨越地域、語言與世代，成為華人共同情感的一部分。
如果要對年輕音樂學習者與研究者說一句話，沈冬仍回到錢穆那句話：「用溫情與敬意看待你接觸的所有音樂。」因為每一首歌、每一段旋律、每一份史料背後，都有人，也都有它所處的時代。
回望一生研究，從南管、隋唐音樂、古琴，到周藍萍、四海唱片、中山堂與瓊瑤音樂會，沈冬最希望留下的，是填補臺灣音樂史版圖中尚未被看見的一塊。她仍想繼續建立「渡海」的音樂文化脈絡，讓1949年前後移動、落地、生根的聲音，有自己的詮釋與位置。
她所說的「臺灣不能成為無聲的臺灣」，指的是1949年前後渡海而來、在臺落地生根的音樂文化，也需要有臺灣自身的詮釋與聲音。那些渡海而來的歌曲、戰後生長的旋律、流行音樂裡的時代心事，都需要有人重新梳理。因為音樂不是時代的背景聲，它本身就是歷史；而保存音樂，也是在保存一個時代如何歡笑、如何思念、如何受苦，又如何把生命唱下去。
在沈冬的學術旅程裡，聲音不只是聲音，建築不只是建築，人物也不只是名字。她用文獻讓消失的聲音重新被聽見，用歌曲照見時代的脈動，也用文字替那些將被遺忘的人與事，留下溫情而清醒的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