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永年
日前尼泊爾發生毀滅性山洪與泥石流，目前已知一千多人死亡、四千多人失蹤。巨大的冰岩崩塌引發高速洪流，夾帶土石沿山谷奔流而下，道路、橋梁及房舍瞬間遭到摧毀。災害來得又快又猛，許多居民幾乎沒有足夠的預警與逃生時間，因而造成慘重傷亡。然而，在這場巨大災難中，卻出現一個值得全世界防災體系深思的故事。
尼泊爾紐瓦科特地區一所中學校長，在洪流抵達前陸續接到四通來自上游的警告電話，告知巨大洪流正快速往下游逼近。這些電話並非精密科技發出的正式警報，也沒有百分之百證據證明洪水一定會摧毀學校。然而，校長沒有等待進一步確認，而是當機立斷停止上課，要求師生立即往高處撤離，同時通知正在前往學校的校車停止前進。約十分鐘後，洪流抵達，校舍遭受嚴重破壞，但數百名學生因及時撤離而逃過一劫。
防災或預警資訊，掀們經常想到精密的衛星、準確的氣象預報、先進的感測器，以及更快速的預警系統。這些科技當然重要。但是，再先進的科技，最後仍須回答最基本的問題：當警訊送到第一線，有沒有人相信？有沒有人敢做決定？又有沒有人知道如何帶領群眾迅速撤離？換句話說，預警只是資訊，撤離才是行動。科技可以提供資訊，卻無法代替領導者做決定。這不禁讓我們想起二０二五年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害中的大馬村。當堰塞湖溢流，大量洪水與泥流沖入光復鄉，造成嚴重傷亡時，大馬村卻在王梓安村長帶領下完成撤離，成為災區零傷亡的重要案例。
由於王梓安長期參與社區防災工作，災前即持續掌握堰塞湖資訊；接獲撤離訊息後，更透過廣播、鄰長系統及逐戶通知，要求村民離開危險地區。由於平時已有防災準備及撤離經驗，村民知道往哪裡走，也願意配合指揮。當洪水真正到來時，多數居民早已離開危險區域。尼泊爾校長與大馬村長，相隔數千公里，面對不同災害，卻做了同一件事情：把「不確定的預警」，轉化成「確定的行動」。
這正是防災治理最關鍵的一環，災害發生以前，資訊很難百分之百確定。撤離太早，可能被抱怨。撤離太晚，代價卻可能是數十甚至數百條生命。真正考驗領導者的，是在資訊仍然模糊時，敢不敢做出可能救命的決定。尼泊爾校長的選擇很清楚。如果洪水沒有來，損失的不過是幾堂課；但如果洪水真的來了而未撤離，失去的可能是孩子的生命。
台灣近年投入大量資源建置氣象、水情、土石流、堰塞湖監測及細胞廣播等預警系統，科技能力不斷提升。然而，真正決定傷亡的，往往是「警報發出以後」的行動。綜言之，台灣下一階段防災政策，除了追求「預警更準」，更應重視「收到預警後的撤離」。村里長、校長、醫院與長照機構負責人、觀光景點及大型場所管理者，都應接受情境式防災決策與撤離訓練。政府也應建立明確授權機制，當資訊尚未完全確定、生命安全可能受到威脅時，讓第一線領導者有能力、有權力迅速啟動預防性撤離。
尼泊爾這場悲劇帶走一千多條生命，卻也因一位校長的果斷決定，讓數百名學生平安回家。兩者之間，有時差的不是昂貴科技，而是一通電話、一個相信警訊的人，以及十分鐘內做出的正確決定。預警的價值，不在訊息成功送達，而在送達之後，有人願意負責、敢於決策並立即行動。尼泊爾的十分鐘奇蹟提醒台灣：防災最後一哩路，其實就是領導。
（作者為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