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審議會即將舉行，由於今年最低工資為兩萬九千五百元，如果繼續提高即可望突破三萬元。持平而論，到去年為止，台灣已連續十年提高最低工資（一一三年之前為基本工資），確實可以拉高低薪邊緣勞工薪資水準；但除了最低工資之外，普遍低薪問題也越來越嚴重，但此一問題顯然沒有得到民進黨政府應有的重視。
自從一０六年一月基本工資上調到兩萬一千零九元開始，政府連年提高基本工資∕最低工資，到今年一月開始實施的兩萬九千五百元，調幅達百分之四十點四；相較於同期消費者物價指數（ＣＰＩ）成長幅度約為百分之十六點七，低薪邊緣勞工的生活雖然仍然辛苦，但提高基本工資∕最低工資對薪資底層勞工總算不無小補。
但是，「沒比較沒傷害」，在全台灣一千一百六十五萬勞工當中，卻有遠多於底層低薪人數的相對低薪勞工，這些勞工的薪資，往往在調高最低工資時文風不動，或是資方「聊表心意」。進一步而言，這十年來，這些相對低薪族群眼見自己的薪資距離最低工資已是越來越近，大有被最低薪資「超車」的危機感。在此同時，相對低薪族群同樣也要面對越來越高的物價，實質薪資成長率甚至為負數。相對低薪族群心中燃起「相對被剝奪感」，確實並非無病呻吟。
再從數據來看，根據主計總處統計，台灣受僱員工領不到平均薪資的比率，今年上半年首度突破七成；更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比率從一一０年上半年的百分之六十六點八一，攀升到今年上半年的百分之七十點零三。對於薪資分配如此惡化的趨勢，民進黨政府卻無心搭理或束手無策。質言之，調整薪資分配需要整體政策配套，但至今卻看不到民進黨政府端出對策，如此下去，很難期待薪資分配惡化的走勢自動停下腳步。
追究這種薪資分配惡化趨勢，主因之一在於產業發展Ｋ型化。就工業與製造業而言，高科技電子產業與其他大部分工業與製造業Ｋ型發展，前者薪資成長率獨領風騷；就服務業而言，住宿餐飲業、教育業、藝術娛樂休閒服務業等服務業長期位居低薪族群。尤其是，近年當紅炸子雞高科技電子產業的薪資漲幅讓大部分產業看不到車尾燈，可是僱用員工數卻不到整體的一成。失衡的產業發展，造就了薪資分配惡化的惡果。
薪資分配惡化的另一個關鍵因素，在於包括上市櫃公司在內的大型企業與中小微型企業調薪能力存在落差。以去年而言，五百人以上企業有百分之八十五點二調薪，九人以下廠商僅百分之三十一點四，差距相當明顯。值得注意的是，領取低薪、甚至最低工資的企業，大部分落在調薪能力偏低的中小微型企業，政府也應關切，調高最低工資是否危及這些調薪能力低落的中小微型企業的存活機會。
從ＧＤＰ的分配面來看，從蔡英文到賴清德執政期間，一０八年ＧＤＰ分配給受僱員工的比率為百分之四十六，一一三年已下滑到百分之四十三；反之，企業盈餘占ＧＤＰ的比率卻是連年上升，一一三年為百分之三十五，而一０八年則略高於百分之三十二。換言之，薪資分配惡化的主因也在於受僱員工分享到的經濟成長大餅越來越小，這也同時是普遍低薪的肇因之一。
質言之，最低工資固然要調，普遍低薪更殃及絕大多數勞工，賴政府不能見木不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