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其澤
十月十七日，法國大規模示威從教育條件與生活壓力出發，部分地區出現縱火、搶劫與警民衝突。路透社引述內政部估計，全國約五十五萬人參加，法國總工會的估計則達八十萬。面對街頭動盪與近年極右翼的擴張，歐洲政治遭遇的問題愈來愈清楚：當政府無法讓人民相信生活可以改善，誰能提供保護、又將保護誰，就成了政治競爭的核心。
這兩種現象有共同背景，卻不能直接畫上等號。要求改善學校、增加住宅與維護公共服務的示威者，未必支持排外政黨。政治上真正關鍵的，是這些不滿如何被解釋，又由誰將它們轉化為選票。
義大利思想家馬爾西利（Lorenzo Marsili）在二０二四年的文章中提出「疲憊的民族主義」，將歐洲右翼的擴張放進全球權力轉移的歷史。他認為，當歐洲逐漸失去左右世界的能力，民族國家便被重新想像成可以恢復歸屬、秩序與尊嚴的避難所。
這個觀點捕捉到了傳統景氣分析容易漏掉的情緒。人民衡量生活，不只看收入，也看自己的工作是否受到尊重、居住的地方是否仍有前途，以及子女能否過得更好。即使眼前沒有失業，當人們發現重大變化總由遠方的市場、戰爭或政治決定，自己只能承擔後果，失去掌控的感受仍然真實。
但若進一步認為經濟、移民與氣候政策都只是表面原因，便把歷史洞見推得太遠。國際地位下降不會直接變成選票。它必須透過具體的生活經驗，再經政黨與媒體的解釋，才可能形成支持極右翼的理由。這中間每一個環節，都有不同的政治選擇。
尤其不能以高就業率否定經濟不滿。歐盟二０二四年二十至六十四歲人口就業率達百分之七十五點八，確實創下高點；歐洲統計局同時顯示，二０一０年至二０二四年，歐盟房價累計上升百分之五十三，租金上升百分之二十五。這些數據不能直接證明右翼得票的原因，卻提醒我們，就業與生活保障必須分開衡量。
對租屋青年而言，找到工作之後能否負擔獨立生活，才是切身問題；對工業城鎮而言，全國經濟成長也未必能彌補工廠關閉與地方商業衰退。通膨率下降，只表示價格上漲得比較慢，並不代表帳單回到從前。政府若用平均數字回答具體困境，容易加深人民不被理解的感受。
疫情期間的公共支出擴張，也不能證明緊縮壓力已經消失。歐盟理事會在二０二四年七月，即對法國、義大利、比利時等七國啟動過度赤字程序。國家可以一面增加產業或國防投資，一面限制其他支出。判斷人民是否受到保障，必須追問資源流向何處，以及哪些群體承擔了調整成本。
學術研究也不支持把經濟與文化切成兩個互斥答案。吉德隆與霍爾分析二十個已開發民主國家的調查，發現較低的主觀社會地位與支持右翼民粹政黨相關。他們提出，收入、工作保障與文化評價的變動，可能共同產生地位焦慮。這提供了一條理解右翼支持的途徑，卻沒有證明選民全都出於對帝國榮光的懷念。
氣候政策同樣涉及分配。再生能源有降低部分發電成本的潛力，但住宅改造、設備更新與交通轉型，需要先支付費用。有資產、有融資能力的人，往往較能利用補貼；租屋者與資源不足的家庭，則可能難以取得同等好處。政策若只說明長期收益，卻沒有安排眼前負擔，反對者便有空間把轉型描述為精英要求他人付出的代價。
移民議題也需要更細的分析。移民較多的大城市，極右翼支持未必較高，不能據此判定移民議題沒有作用。城市與鄉村在教育、年齡、職業及人口流動上本來就不同；日常互動、短期大量過境與媒體呈現，也可能帶來不同感受。
施泰因邁爾對二０一五年上奧地利的研究發現，難民大量過境的地方，極右翼得票增加；接收難民並形成持續互動的地方，則出現相反效果。這項結果不能推廣為全歐洲的定律，但清楚說明，接觸方式與地方承載能力，比單一人口比例更值得研究。
地方居民對住房、治安與公共服務的疑慮，需要政府具體回答。若主流政黨把所有疑慮都當成偏見，就可能讓極右翼取得解釋問題的主導權；但把公共投資不足全部歸咎於移民，同樣會掩蓋政策責任。這場競爭的關鍵，在於誰能提出可以改善生活、又不以排斥特定群體為代價的方案。
（作者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授。本文為梅花新聞網授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