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鎤銘
二０二六年十月，川普（Donald Trump）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正持續改寫美國自二戰以來的國際角色。從對貿易夥伴加徵關稅，到警告台灣不要走向獨立，再到與中國大陸在激烈貿易戰後達成脆弱停火，川普將商業談判邏輯引入國際政治，把實力轉化為籌碼，把利益當作協商目標。這種「交易型現實主義」既不同於傳統國際主義，也有別於以價值觀為核心的新保守主義，而是將國際關係視為一場利益交換與力量較量。
然而，交易可以帶來短期收益，卻未必能建立長期信任。中國大陸運用稀土等經濟影響力反制美國，台灣則面臨安全承諾日益交易化的風險。川普外交究竟是在修正國際秩序，還是在加速其瓦解，值得深入檢視。
川普外交的核心是「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在這套邏輯下，盟友不再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安全夥伴，而必須付出相應代價，才能換取美國支持。領土、資源與安全也被納入成本效益的計算。
川普對格陵蘭的關注，便反映這種思維。格陵蘭具有北極航道、軍事部署及稀土資源等戰略價值，氣候變遷造成冰層消退，更提高其經濟與地緣政治重要性。在川普眼中，掌握關鍵資源與訂價權，比維持昂貴的全球秩序更具吸引力。
但交易邏輯並非無所不能。貿易條件可以協商，文明認同、歷史記憶與國家存續卻難以用經濟利益交換。
二０二六年初的伊朗戰事即凸顯此一侷限：當衝突涉及政權與國家認同，外部壓力未必能迫使對手屈服，反而可能強化其內部凝聚力。軍事與經濟優勢可以增加談判籌碼，卻不保證能換來持久的政治成果。
關稅是川普外交最具代表性的工具。二０二六年二月二十日，美國最高法院裁定，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ＩＥＥＰＡ）實施的相關對等關稅超越總統權限。川普政府隨即轉向其他法律依據，援引一九七四年《貿易法》第一二二條，先對進口商品加徵百分之十的全球關稅，之後宣布提高至百分之十五，試圖延續貿易施壓。
此外，依據《貿易法》第三０一條調查不公平貿易行為，以及依據第二三二條以國家安全為由對鋼鐵、鋁材和汽車等產業課稅，也構成美國貿易壁壘的重要部分。這顯示川普政府不願因司法限制放棄保護主義，而是尋找其他法律工具維持政策。
關稅的功能早已超越保護產業與增加收入，更成為要求貿易夥伴增加採購、擴大投資及調整政策的談判籌碼。然而，進口成本可能轉嫁給美國企業與消費者，政策反覆也會增加供應鏈的不確定性。當各國為降低風險而分散市場、建立替代供應鏈，美國的經濟影響力反而可能逐漸削弱。
川普第二任期對中國大陸的政策，逐漸從要求結構性改革，轉向採購、投資與關鍵物資供應等可量化成果。這不代表美中競爭消失，而是雙方逐漸認識到，單靠關稅施壓，難以迫使對方根本改變經濟體制。
二０二五年秋季形成的經濟停火，正是這種轉變的縮影。中國大陸運用稀土及磁鐵供應反制美國，凸顯關鍵礦物集中供應的戰略風險。這些材料廣泛應用於電子設備、電動車及軍事系統，短期內難以完全找到替代來源。
因此，川普更重視中國大陸增加採購波音飛機、大豆、石油與天然氣等美國商品。相較於推動深層改革，採購承諾更容易被包裝成談判成果，向美國選民展示。
（作者為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本文為梅花新聞網授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