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崢
近日抵達哈薩克斯坦最大城—阿拉木圖（Almaty），意思是：蘋果之城。所有朋友會問我的同一個問題是：「去那裏幹什麼呢？」好像世界上彷彿除了紐約，巴黎，和東京這樣的城市，去到其他地方都是需要一個確切理由的。引用電影台詞來回覆：「旅行就是沒有目的才有趣」；但這顯然無法令人信服，於是只能勉強編纂其他理由：「我想找一個適合聽KINO（前蘇聯著名搖滾樂隊）的環境」；「我想體驗冬天」；「這裡物價比新加坡便宜百分之七十八」。但真正的理由於此無關，我要抵達了之後才會明白。
對於長期在熱帶失眠的我來說，旅行如同向生活的湖面上投擲一顆石子—久違的波動不一定是好的，但至少也不會是壞事。在混亂的時區中，安眠藥吃完了，抗抑鬱一直在吃。本以為徹底逃離了中文或英文的環境，可以暫時安眠，因為確實在中亞感覺良好，至少很平靜；但是今晚再次莫名其妙地失眠了。聽到隔壁旅客的鼾聲，實在令人羨慕。身上帶的只剩下了止疼藥，本是為了感冒準備的，但是沒想到比安眠藥更好用，據說是其中的抗過敏成分作祟。我明白：我太累了，我就想好好在冬天走走路，看看街景，如空瓶晃盪，滾入美術館，雪山群，和大片的松樹林；但是沒有徹底切斷社交媒體的中亞之旅仍會帶來身後的陣痛。我和昨天認識的日本朋友山野（Yamamori）先生也是這麼說的。
他說他二十八歲再也睡不長，而我說我是睡不著，或者只能在旅途之中睡覺，而無法在兩個目的地其中任何入睡—這是多麼「卡爾維諾」式的領悟—任何目的地一旦抵達，便會成為新的城堡。於是今天肯定再次對他爽約。我們甚至重新用不開玩笑的態度聊了太宰治的文字及其人。太宰先生為什麼那樣生活呢？慶應大學畢業的山野先生又為何要辭掉東京的工作，來中亞旅行？冼星海為何又在阿拉木圖度過人生的最後時光？總之，有很多答案，但我決定不再有任何規劃地生活幾天，就算這是我千里迢迢甄選的地點。
總之，哈國人看起來沒有比我更快樂，但他們一定比我更放鬆。他們在有限的白日裏慢悠悠地穿梭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像松鼠一樣覓食和打鬧。他們珍惜時間，但並不追趕它。高緯度的日出如此遲到，但也正滿足我的癖好。在教堂門口，我走過那些為遊客準備的小馬隊，聽到了中文的導遊台詞，在入口一側看見了一隻僵死的灰鴿。我突然想到了張國榮的一句自白：「我一生沒做壞事，為何會這樣？」但什麼又是「壞」事，什麼又是「好」事呢？也許無論好壞，本來就會「這樣」而已。我在阿拉木圖城市博物館（Almaty Museum）裡發現了一種樂器—噪聲發生器（Noisemaker），具有多種型態，但都沉默懸掛在櫥窗之中—暗合了我的心境。我第一次預感到無論是旅行中的抽離，還是工作上的虛榮，都無法再拯救我。我惟希望那些如同熱帶飛蟲一般的記憶，可以暫時從生命的熱燈下消失，它們總是和某種毀滅性的燃燒相關。我想做幾天城市的牧民，放牧自身；或者如昨天下午，在烈士陵園的寒風中呼呼大睡。生命不再主動刻意燃燒時，就靜穆得像一棵冬松。
我想起來了，這幾天最令人感動的事情，是聞到昇天教堂（Ascension Cathedral）的豆油蠟燭，還有看到賽芙琳大道（Seyfullin Avenue）旁的殘雪。上次看到十一月的雪跡，還是中學時的大風天，但我從沒如此珍惜冬天的一切。去他媽的夏天吧，季節不過是地球的謊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