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群
近期多位男藝人接連被爆以可疑醫療證明申請免役，從王大陸、陳大天、陳零九到Energy成員，幾乎橫跨整個演藝世代。表面上是役政問題的再度引爆，實質卻是一次對台灣全民國防體系與社會價值觀的集體揭底。若說兵役制度是一場全民義務的試煉，那麼這些案例所反映的，正是台灣社會對「義務」的選擇性執行、對「公平」的工具性理解，以及對「國防」的表面認同與實際逃避。
一開始，從數量之多、名單之廣、手法之雷同來看，所謂「藝人免役」的現象，早已不只是個人例外，而是結構性問題。根據媒體揭露，部分藝人透過特定診所或醫療人員開立高血壓、脊椎病變、精神疾患等診斷，進而取得免役資格。有些甚至形成「醫療諮詢／診斷開立／仲介送件／役政通過」的完整流程，堪稱「一條龍式」服務。這不是單一走捷徑的案例，而是「閃兵產業鏈」浮上檯面，也凸顯役政審查機制長期失靈，讓制度形同虛設。
但為什麼「藝人」成為主力閃兵族群？深層原因不難理解。演藝事業講求曝光與持續操作，藝人正當紅時若中斷一年入伍，所損失的不只是收入，還有話題熱度、商業價值與職涯發展。對經紀公司而言，一位主力藝人服役，就等於一間公司「冷凍資產」一年以上。而演藝圈的更替快速，一年後的市場可能早已風雲變色。在這種「機會成本」驅動下，逃避兵役成為可理解但不可接受的抉擇；一旦有人成功操作，也就成了其他人「照辦照抄」的模板。
此處，問題已經超出法律層次，而是價值觀的斷裂。兵役制度設計初衷是公平義務，但實踐中卻變成階層分野的照妖鏡。有能力的人找出路，沒資源的就只得按部就班。按部就班的人形塑了外觀上看似正常運作的體系，實則內裡早已崩壞。當逃避兵役者不再為人詬病，甚至被視為「聰明選擇」，整個社會道德基礎也就蕩然無存。國防的口號說得再響亮，也無法掩蓋這種由下而上的信任流失。
韓國藝人若有逃兵疑慮，幾乎會面臨社會全面抵制與形象重創。例如劉承俊因放棄國籍閃兵，二十年來幾乎無法在韓國演藝圈復出。相較之下，台灣藝人即便免役事後引發爭議，社會與業界的反應多半是沉默甚至包容。風頭過了，再次登台演出、接下代言，彷彿一切未曾發生。這反映的，是一種對法治的容忍與對特權的妥協。所謂「法不責眾」，其實是價值虛空的現代譯文。
而政府長年高舉的「全民防衛」、「韌性國防」等政策口號，在這一波役政爭議中，更顯得蒼白無力。若政府對逃避兵役的亂象視而不見，僅停留在個案偵辦與輿情消毒，那麼全民國防將永遠無法實現。防衛的真正韌性，不在武器數量，而在國民願意為國承擔的共識與信念。當兵役可以用錢處理、用關係化解、用診斷書漂白，政府口中的戰備動員與青年參戰，終究只是選舉文宣上的空話。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些閃兵個案在輿論中，未能激起足夠的道德憤怒。多數聲音聚焦於藝人本身是否「太明目張膽」、是否「被抓到」，而非質疑制度長年縱容。換句話說，社會的「譴責」並不指向逃避義務的行為本身，而是針對被發現的「技術失敗」。這說明，閃兵已不再是羞恥，而是一場風險管理。只要躲得過、過得去，就成為可接受的選項。
於是我們看到，一個真正可怕的變異邏輯正在社會蔓延：照規定者是弱者，有資源者才談公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剩口號，真正的遊戲規則早已是「看你會不會操作」。而這種價值觀一旦內化進國家體系，就會從兵役延伸到其他公共領域：稅務、教育、社福、司法，皆可能步上同樣的變形之路。
面對這樣的趨勢，我們不只需要司法調查與行政懲處，更需要制度性檢討與社會性反思。兵役制度如果要繼續存在，就必須重建其道德基礎與公平正當性。包括檢討役男體檢標準的認定、醫療審查的透明性，以及逃兵行為的社會後果。更重要的是，教育體系與媒體也應該針對「服役意義」、「公共責任」、「制度公平」等價值進行再教育與公共討論，否則再多的法條、再嚴的審查，都只是紙上談兵。
逃避兵役不該是英雄，更不該是常態。當社會失去對公平的信念，也就失去捍衛國家的意志。而這一切，從不只是某幾位藝人的責任，而是我們整個社會共同構築出來的制度陷落。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