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蘿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ＮＣＣ）肩負促進通訊傳播健全發展、確保通訊傳播市場公平有效競爭並保障消費者及尊重弱勢權益等多個關鍵任務。作為合議制的獨立機關，其設計初衷，在透過七位委員的集體決策，平衡專業、政治與社會多元聲音。然而，從二0二四年八月開始，ＮＣＣ的會議竟無法達到法定人數。這不只是人事延宕的行政問題，而是制度性危機的浮現。
當機關無法召開正式會議、僅能舉行「諮詢會議」時，監理決策被迫停擺，核照審查、產業管理都陷入真空。表面上看似只是人事卡關，實際上卻揭示了政治結構與制度設計的雙重缺陷。當一個監理機構喪失運作能力，整個通訊傳播體系的穩定，也隨之搖晃。
政治力滲透：人事投票權的監理風險
ＮＣＣ的委員提名，本應是一場關乎專業與公信的制度程序；然而，在政黨政治的現實下，早已成為權力角力的戰場。日前，立法院投票表決行政院提出的四位新任委員，國民黨與民眾黨在藍白合的人數優勢下將所有被提名人全數否決，並批評行政院延宕提名作業、被提名委員專業不足，民進黨則怒斥「在野黨目的不是監督，而是卡人」。這場對決，儼然已將獨立機關的人事審查案推向嚴重的政治角力。
首先，決策的合法性遭到侵蝕。當審查淪為黨團動員，專業審核成了意識形態對抗的延伸，ＮＣＣ再難維持「超越政黨」的中立形象。其次，機能性受阻。委員不足導致會議無法召開，政策無從定案，媒體監理進入停滯。第三，更深層的是組織士氣的耗損。長期人事癱瘓的結果，不僅讓幕僚士氣低落，也削弱專業累積與機構韌性。
政治力若持續以「投票權」作為槓桿，監理的獨立性就會逐步流失。ＮＣＣ的困境因此不只是人數問題，而是制度性被政治俘虜的縮影，這是一場「制度設計與政治博弈交錯下的監理死結」。
下次提名，恐難脫困
遭立法院否決的委員名單不乏通訊傳播學界的大老級教授，包括蔣榮先、程明修、黃葳威、羅慧雯等四人。這批人選在專業背景上橫跨科技、法律與傳播，理應有助於補足ＮＣＣ的專業結構，但仍遭全數否決，更反映出三層困境。首先是制度疲弱，提名與審查程序缺乏明確時程與門檻，行政與立法的互信幾乎歸零。其次是政治對抗常態化，在野黨在行政院多次提名後仍質疑人選的適切性，執政黨則認為在野黨聯手以不合理的理由阻擋ＮＣＣ恢復組織運作。最後，則是對被提名委員的社會性毀滅。當ＮＣＣ委員長期處於不足額的懸缺狀態，社會觀感趨於負面，優秀的專家學者更不願涉足。久而久之，行政院面臨提名與求才困境，被提名委員可能陷入「越缺越弱」的惡性循環。
除非行政院與立法院能在「提名標準」、「審查時限」、「政黨比例」等面向上建立制度共識，否則下次提名恐仍將重演挫敗。此時的ＮＣＣ，不只是監理能力下滑，而是整個制度信任的連鎖崩解。
結語：制度修補刻不容緩
ＮＣＣ的危機不只是一場人事風波，而是一面照妖鏡，映照出台灣獨立監理體制的脆弱。當政治力全面滲透制度設計，當人事空轉變成常態，監理公信力便再難恢復。
通訊媒體產業正面臨AI內容監理及平台與數位治理等新挑戰，監理機關的中立性與即時決策力更顯關鍵。若ＮＣＣ持續陷於「無人可開會」的真空狀態，受害的將不只是頻譜分配或節目審查，而是整個社會對公共監理的信任基礎。
或許，真正的解方並非一再提名新委員，而是制度性地確保監理機構「不因人事停擺而停運」。唯有讓制度獨立於政治，ＮＣＣ才能重新成為媒體自主、競爭公平與民主監督的守門人。
（作者為資深政治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