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履彊 攝影／劉曉頤
80年前，一份以「中華」為名的報紙，出現在讀者面前。
那是1946年2月20日，台南赤崁樓前、小西門、大東路等，大街小巷出現了一份以中、日文合版「中華」為名的報紙。
在那個年代，日本成為二戰的戰敗國，並從殖民地撤退，但戰後的斷垣殘壁，百癈待舉的政經社會，顯示國家處境仍風雨飄搖，大陸各地的國共內戰在日軍敗退後，非但未見偃息，反而方興未艾，剛剛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民，雖然不再受戰火蹂躪，但台灣光復的榮光並未改變原本就十分窮困的生活，而民心向治，到台灣接收的黨政機關，自然必須要有足夠的宣傳工具，將當時仍為黨國體制的政府與人民，建立一個傳達政令與民意的平台，《中華日報》乃應運而生，而且選擇在南台灣最有文化底蘊的台南市創刊。
根據史料，《中華日報》創刊初期，為方便長期被日本殖民統治以日文為書寫、閱讀工具的讀者需要，除了中文版外，尚設有日文版文藝欄，並聘請知名作家龍瑛宗擔任主編，並刊登包括他本人及葉石濤、王育德、詹冰、吳瀛濤等作家的日文作品。唯當年10月25日，台灣省長官公署下令全台所有報紙、刊物，撒除所有附刊的日文版，中華日報也因此成為純中文版，許多習慣以日文寫作的作家也因此開始學習中文創作，吳濁流、吳瀛濤、詹冰、楊逵、錢歌川、葉石濤、鍾肇政等省籍名家在世時，皆不諱言相關的經驗。
初期於文化古都台南市創刊，並於台南車站前原日本勸業銀行舊址設立總部，中華日報乃成為台南發行量最普及的在地媒體，不久之後又增加「北部版」，並將總部遷往台北，但以台南政經社會文化為主軸的「南部版」並不遜於北部版，「南社」與「北社」的採訪、發行、印刷雖各擅勝場，但卻是一體兩面，在未開放報禁之前，中華日報已經成為許多讀者每天生活的一部份。
做為中華日報長期的讀者與副刊的作者，對這份深耕厚植於南台灣，枝葉繁茂於全台的報紙，當然有一份特殊的情誼，而「中華副刊」自然是這份情誼的活水源頭，不論是早、中期的「新文藝副刊」、「海風副刊」以迄於今的華副，長年無休的副刊版面，每篇文字，不論是專欄、小品，亦或是詩、散文、小說，在在都是千萬讀者與千百位作家的心靈對話，今年高齡百歲的名家王鼎鈞更在1951年就開始為華副撰寫「切豆腐乾室」專欄，當時的主編為徐蔚枕，而可見華副的散文的傳統其來有自。
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小說家蔡文甫先生擔任副刊主編期間，國內文藝界可說百花齊放，固然詩人瘂弦在聯合副刊和高信疆在中時人間副刊，有如「仙拚仙」的展現副刊美學與現實邊緣的拉踞，使得文學界熱力四射，自1971年7月14日即接掌中華副刊的蔡先生，卻「穩坐釣魚臺」般的，耕耘著以文學為基底卻涵括本土與現代、古典與新潮，被喻為「綜合性副刊」的華副，他不隨波逐流，也不參加中時、聯合的拚鬥，中華副刊就是「一畝三分地」的文學花園，他的責任就是撒播文學的種籽，奇花異卉皆相宜，他培養作家不遺餘力，看到好手好文章，便自己剪報編輯成書，許多在華副的作家都成為他一手創立的「九歌出版社」的作者。
最受稱道的是，蔡文甫除了大力賡續延攬王鼎鈞先生為華副撰寫勵志散文專欄，被譽為人生三書的《我們現代人》、《人生試金石》、《開放的人生》，亦為華副奠定不同於兩大報的文學高度。1988年中華日報與當時的文建會合辦「梁實秋文學獎」，以散文創作與繙繹為主，老將新秀名家紛紛參加比賽的擂台，蔚為文壇盛事，而華副連載蔣夢麟的《西潮》，更使華副洛陽紙貴，此外，散文大家琦君在開始寫作未久，便受到徐蔚忱的邀約，成為華副的基本作家，接任的蔡文甫也力邀她，繼續為華副撰寫諸多讓讀者風靡的散文，較年輕的林少雯除以散文、報導文學、少年小說與兒童文學外，更以散文筆觸書寫養生氣功專欄，迄今仍受氣功界口耳相傳。
蔡文甫先生在中華副刊主編21年，直到民國81年7月31日才退休，於我個人言，曾經在軍旅服務的他，是亦師亦友的老大哥，我和他雖沒有深厚的私交，但我卻可感受他對我有一份惺惺相惜，投給他的散文，大都獲得刊登。沒想到，有次我寄給他一篇小說，卻遭到他退稿，他並用鉛筆在稿紙的空白處，寫下一行字：你寫得很好，因稿擠無法刊登。
收到退稿後，我覺得自己被潑了盆冷水，何況，那時的我已經得過兩大報的文學獎，心中非常不服氣，便不假思索的將原稿改投中時的人間副刊，約一個月後小說刊出了，我居然幼稚的將刊出的剪報寄給蔡先生表達我被退稿的不滿，甚至賭氣不再投稿華副，直到我又以「楊桃樹」獲得聯合報小說獎，他請當時也在華副任職的張國立兄到我中壢龍崗的家專訪，我才知道蔡先生非但不記恨，反而泱然大度的關心著我這個小老弟。
蔡先生將華副的文章活化成「九歌出版社」的叢書，造福文壇，迄今仍倍受文藝界推崇，但沒能成為九歌叢書的作者，卻是我心中的遺憾。直到接班的應平書在華副擔綱，我和華副的關係益形密切，應平書本人也以散文、兒童文學見長，她上任未久，便邀我在華副撰寫《新中年物語》專欄，既是散文、小品，也可以是時評，每週一篇，每篇600字以內，這也是我從不拘字數的散文、小說創作中，學習「剪裁」書寫的起點，事實上，在應允專欄文章之前，我雖然經常刪改自己的作品，卻從未有將所感所思限縮在幾百字內的經驗，我也因此才瞭解，「小題大作」的文章不難，「大題小作」的方塊卻是需要凝練的功力，《新中年物語》寫了88篇，剛好可以成書，由初安民兄擔任總編輯的「聯合文學」出版。而我之後擔任台灣時報社長時所開闢的「無事不談」小社論，以及其他各報的短評文章，便是以在華副書寫的經驗奠基。
歲月邅遞，時移勢轉，台灣的政治、社會面臨遽變，中華日報雖因原始經營結構為國民黨出資，在言論與新聞立場或有所偏，但中華副刊卻以純文學見長，沒有任何特定立場可言，這或許與擔綱副刊主編的多為作家有關，從徐蔚忱、蔡文甫、應平書以至現任主編劉曉頤，均為文學界出身，巧合的是前後任主編涵括小說、散文、詩的領域，如果硬要將他們擺在「意識型態」的天秤來檢驗，肯定是「為文學而文學」。
也曾擔任過二份報紙社長兼總主筆的我，始終認為，社論是媒體的立場與格調，而文藝或文化的副刊就是媒體的靈魂。如今，這份以「中華」為名，80年如一日，撒播真、善、美與中道文化種籽的報紙，面對Al與自媒體、社群網路資訊多元的浪潮，也不得不進行迎接新時代的轉型，但我確信，未來的中華日報，無論是紙媒或新聞雲，都必然以「中華」為名，以既有的中華文化養份為基底，立足台灣這塊土地，和所有華文閱聽大眾的心靈做更緊密的互動與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