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騰鷂
民國一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憲法法庭作成一一四年憲判字第一號判決，部分大法官竟主張：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僅規定司法院設大法官、其職權與人數等組織事項，對於「大法官如何行使職權」則刻意保持沉默，既未明文規定，也未要求應依據法律為之。因此，大法官得基於所謂「程序自主權」，在必要時不受《憲法訴訟法》拘束，以便客觀宣示憲法內涵。
此一論述表面上高舉憲法，實質上卻是在以憲法之名，行自我授權之實。因為它公然無視憲法第一七五條第一項的明文規定。該項清楚指出：「本憲法規定事項，有另定實施程序之必要者，以法律定之。」這並非可有可無的技術性條文，而是法治國的核心命令：凡涉及憲法制度的實際運作與權力行使，只要有程序具體化的必要，就必須交由法律來規範，而不是交由行使權力者自行決定。
徹底顛倒法治國的基本邏輯
換言之，憲法未細寫程序，從來不是授權法官「自行決定要不要守法律」，而是要求立法機關以法律補充程序，使憲法權力得以在可預測、可檢驗的框架內行使。《憲法訴訟法》的制定，正是為了回應這一憲法要求，確保憲法審判權不是一種無邊無際的自由裁量，而是一項依法行使的公權力。
將憲法明文規定刻意說成「憲法沉默」，再從「沉默」中推導出「程序自主」、「不受法律拘束」，這些大法官不只是牽強附會，而是徹底顛倒法治國的基本邏輯。因為在任何一個正常運作的法治國家，都不存在不受程序法拘束的法庭。
違法的法庭沒有合法審判權
民事法庭審理案件，必須依《民事訴訟法》；刑事法庭判人有罪，必須依《刑事訴訟法》；行政法院審查政府違法，必須依《行政訴訟法》。少年法庭、勞動法庭、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也各有其專屬的程序法，無一例外。原因很簡單：沒有依法定程序組成與運作的法庭，就沒有合法的審判權。這不是高深理論，而是法律系一年級就會學到的法治常識。
特別是，憲法法庭的裁判效力更高、影響更深，動輒使法律失效、重塑權力結構，理應受到比一般法院更嚴格的程序拘束，而不是成為程序法的例外地帶。然而實務上卻恰恰相反：憲法法庭過去對人民聲請憲法救濟案件，經常以「程序不合」「要件不足」「未依法定方式提出」等理由拒於門外；但當程序法開始用來約束大法官自己時，卻突然被說成是「不當法律拘束」，甚至被指為「妨礙憲政運作」。
憲法法庭公信力已迅速流失
程序在人民身上是銅牆鐵壁，在大法官身上卻成了可以隨時拆卸的柵欄。這種赤裸裸的程序雙標，正是憲法法庭公信力迅速流失的根本原因。
更令人震驚的是，本案判決竟進一步主張，對於依法拒絕參與評議、持不同法律見解的大法官，可以不計入「現有總額」人數，從而以較少人數成立憲法法庭並作成裁判。此一作法，形同由多數大法官自行決定「誰算是大法官」，只要不配合評議，就可以被視同不存在。
這不僅徹底顛覆憲法所設的大法官人數制度，更直接摧毀審判權合法性的基礎。若法庭可以先排除不同意見者，再來湊足人數作成裁判，程序正義即告死亡，裁判也不再具有正當性可言。
值得我們警惕的是，若容許憲法法庭以「案件重要」「憲政危機」為由跳過法律程序，甚至以排除異議者的方式「自我成庭」，那麼整個司法制度都將失去最後的底線。下一步，是否任何法院都可以主張「情況特殊」而不守程序？一旦「重要性」可以凌駕法律，則程序正義勢必全面潰散。
司法權背離法治釀憲政衝突
正是在此背景下，國民黨黨團宣布將於國會提案譴責五位大法官，並進一步向法院告發其涉嫌枉法裁判罪，引發社會關注立法權與司法權是否正面衝突。然而，真正應被追問的，不是國會是否「干預司法」，而是司法權是否已先行背離法治，迫使憲政體制進入衝突狀態。
必須清楚指出，司法獨立並不等於司法免責，權力分立也從來不是權力豁免。當司法權公開宣稱可以在「必要時」不受法律拘束，立法權作為民意代表機關，自然無法再保持沉默。今日的憲政危機，不是立法權挑戰司法權，而是憲法法庭以「程序自主」之名，自我擴權，親手動搖了法治國的根基。
司法的權威，從來不是來自無限擴張，而是來自自我節制；憲法的尊嚴，也不是來自法官自我授權，而是來自依法行使權力。所有法庭，都必須依程序法審判；所有法官，都必須受法律拘束。憲法法庭若自外於此，只會讓人不得不沉痛地感嘆：白目大法官，正在引爆一場真正的憲政危機！ （作者為東海大學法律系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