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峻瑋
我是個駑鈍的醫師。
自醫學系畢業，步入臨床，數年的淘洗多少使人如此慨歎，畢竟身處醫療場域，聰明者實在太多。其才智在住院醫師臨床工作的具體應用中，記憶力當屬基本。譬如可以同時牢記十多床病人的動向，小至體溫、血壓、電解質、肝腎功能，種種微末的數字與判讀過目不忘；大至當次主診斷和過去病史的複雜交互皆清晰梳理，宏觀的治療軸向從而得以不偏不倚地推進。每日主治醫師查房詢問，或者面對病人新的症狀與主訴，以上繁褥之節大抵都要在腦中重新順過一次，且迅捷做出處置。
但我無法，因為無論如何強記，總是疏漏。既然腦子不行，就拿紙筆來湊吧，是以整天抄抄寫寫。起先是一串病人列表被謄得密密麻麻，邊寫，邊把病人若干臨床焦點之錯雜處以緩慢、凝滯的思流梳理過。日久手痠，遂換成平板電腦，只求收攏一切大小事在一方螢幕以便查閱。思考仍是謹慎緩慢的，其速度自然不會因電子化有任何改變。
平日如此，工作尚能維持，但到假日值班時段就吃力了。整整二十四小時值班待命，從早上八點到隔日早上八點，守著病房五六十床病人。「待命」，想想這個詞還真精準，是拿自己的生命擱在值班室等待，等待一個可能心跳驟停需要衝出急救的時刻，預備病人血壓下降或喘不過氣，而家屬和護理師連番催促做出決策的時機；或者只是等待新病人魚貫自急診轉入病房安頓，等待一些技術性的流程，譬如整理入院病摘，譬如護理師報知病人不適，詢問醫師是否開開安眠藥止痛藥，降些血壓打點胰島素，此外還有若干需要增刪核對的醫囑等待略作修改……。
然後等待天亮，等待下班。
等待下班。湧入急診室的病人也隨之留觀過一夜，幾乎要塞爆了。
可以預見，這幾乎成為台灣醫療的常態，且恐怕每況愈下。畢竟一個人力不足的職場，終會使新人卻步。於是人力不足催化著人力不足，老成流失，年輕一代來了就走，來了更快就走，譬如志願役招募如此，醫療場域裡的護理一端更是。
所以這項認知謬誤只會錯得愈加離譜：民眾偏好大病小病，都往公立醫學中心急診室送。
大病小病都往公立醫學中心送，偏偏那是人力、薪資都最為僵固之處。前些時日有某醫院中心高層不耐其他醫院以薪資優勢搶走醫師，遂有言，應將全台住院醫師薪資統一限制在六到八萬。這聽來荒謬的邏輯引起一片譁然，但熟知行情的人大概覺得情有可原，畢竟這個數字對該院有些住院醫師來說，已經算是加薪了。
然而相比於醫師願意放棄部分薪資，為了學術資源和醫術的純熟精進而留在大醫院，這些誘因對護理師（或其他更重操作而非決策性質的職位）其實沒有太大意義。可以想見，這必然成為護理人力流失的重災區。一個場域空有醫師，執行醫囑卻都是來了就走、來了更快就走的年輕護理師，其經驗無法積累傳承，醫療品質想想都令人背脊發涼。
值班待命到此，我已經腦門脹熱。舒緩一口氣，打開公務機仔細清點了一番通話紀錄：08:01、08:02、08:10、08:17、08:21、08:28、08:34、08:35、08:41、08:43、08:44、08:52……。頁面捲軸滑過值班的第一個小時，後面還有長長的列表，其密度延續了一整個白班，直到傍晚才稍稍紓解。所以待命是在待什麼？還是醫學生時，大概會想像值班是一個隨時預備急救與危難的場合，直到真正走入臨床，才發現那其實是一通電話接連一通電話，終於串起一整天的瑣碎。
一直以來，我其實不喜歡打電話。輸入號碼，按下撥通鍵前，總要將「喂」之後的來意和申明演練個三五遍，後深吸一口氣，等待接通。倒也不是自己有語言表達障礙，但自電話接通前至開場白唸完那段時間所懸垂的種種不確定感，總帶來巨大的壓力。
如今更頻繁地語音通話，大概體認那種壓力的本源，其實來自於羞赧，深怕自己的唐突和魯莽、未經試探的直面，不期然打斷了他人的一次專注，或者闖入了某個不該在場的重要場合。
所以有時為了會診而打給外科醫師，是最痛苦的。相比於內科醫師，他們更常身處手術台上，全身罩滿無菌衣，專注於術野中的微物。手機則放在對面的置物桌，自然無法接聽，於是刀房的其他人員協助操作，按下擴音。後相隔一片手術器械的交擊嘶鳴，外科醫師被遮斷高頻的吼叫從天邊遙遙傳來，成為一串含糊的咕噥：「喂？你說什麼？你再講大聲一點！」聞此，我也被迫拉高了嗓門，對著手機一通狂吼。
想先聽好消息還是壞消息？偏偏在值班無限延展的吼叫和碎唸之間，每一通電話鈴響都必然喜憂參半。若接起時，護理師報知點滴血壓藥等庶務性質醫囑的增刪，大概鬆一口氣，病人都還安穩地活著，直到電話頻密到令人抓狂，心裡不禁暗想：「一直叩這種廢叩！到底搞什麼東西！他們就不會彙總起來再一次報給我嗎？」或著大半夜鈴響，接起後告知病人睡不著想吃安眠藥，「這種時間我都失眠了，憑什麼！」這幾乎逾越倫理的自語總瞬間驚起一陣自省，幾番掙扎，還是勉力從值班床上支起身體，開門。護理站冷硬的白光瞬間扎得眼睛睜不開。後只能以一種溫婉至極，實則毫無表情的聲音回答，嗯嗯好啊，沒問題。
相反真遇病情驟變，學生時期預想的張力與緊湊出現眼前，本該是大展才智和技術之時，卻不免對著心底大叫一聲「喔幹！」。暗暗發洩在這個發語詞裡曾經的激情和熱血，在現實的刨光之後多已殘存無幾：「拜託不要在我這個班裡面爆掉??」
最糟糕的情況莫過於已有病人狀況危殆，其他護理師仍為枝微的庶務不斷打來。面對危急的病人，一條龍的流程從床邊探問症狀，理學檢查，到審視檢驗結果和影像，翻閱舊病歷，務求從多重線索梳理原因並擬定治療方案。但對駑鈍的我而言，每個步驟都極大程度地消耗時間與心神。每一次電話鈴聲的催逼，都彷彿命令我即刻改變事務的優先次序，且自當前的危急與冷靜中分心。終於掛上電話，專注不過三秒，遑論心流的進入與否，下一通電話又來。
值班結束後的一天，我感覺自己幾乎患上注意力不足過動症，試圖回想昨晚急救的處置是否都正確了，卻怎麼也想不完整。那時什麼事情都無法慎慮，自己的心思也再無法進入，甚至就連補眠一事也被搞得斷續離析。
於是乎，往昔的那種羞赧更加強烈了。羞赧至極時，幾乎成為羞愧與厭棄。
我厭棄那個強迫之下的自己。
如同經濟學裡「不可能的三位一體」，病人、護理師、醫師，構建了無法三贏的三角。
隨著護理人力的流失，年輕而缺乏經驗者愈來愈難以判斷病人情況的急緩輕重，但凡疑慮不確定，都先叩醫師再說。因此儘管不斷強調不急的小事可以先寫在一張紙上，或彙總起來一次處理，但電話大概只會愈接愈多。況且高齡病人不斷增加，病情驟變的大事必然還會更常發生。
是我對護理師太過苛刻了嗎？畢竟只要緊急嚴重的狀況沒有壓著不報，病人平安就好。有時轉念一想，若上述關係替換成護理師和病人，大概也與現況相差不遠。病人床頭一個呼叫鈴按下，護理站旋即響起一串音樂，逼得護理師必須立刻放下手邊事情起身接聽。「護理師！點滴沒了！」「護理師！可以幫忙換藥嗎？」「護理師！這裡要抽痰！」「護理師！有沒有多的棉被？」「護理師！我想借吹風機！」「護理師！」「護理師！」
監測生命徵象、計算尿量、發藥、給點滴、傷口護理、管路評估，如今還多了旅館房務的工作，是這一日動輒十小時的重複與瑣碎，有呼叫鈴持續響徹病房。作為醫療霸權裡掌握最多話語權階級的我，似乎也不忍再多說什麼。每次接起電話，我仍然盡我所能地牽扯著表情肌，勉力擠出微笑應允。終究我們還是在同一艘船上，等待高齡化和通膨的浪潮襲來，等待船隻或將崩解的時候。
但我是多麼不願意看到啊，當病人扭擰著軀體帶著苦痛前來，卻因人流的壅塞與等待讓他們焦急地要求處置，醫護聞此又皺眉、不耐、厭棄。在這因疾病相互的索求和撕扯之間，彷彿我們都施加給了彼此等量的敗毀與傷損──
卻沒有共振，不再感同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