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二歲的林劉龍子照顧重度身障兒子超過五十年，二０二三年心力交瘁親手結束了兒子的生命；過年前賴總統以「免刑不免罪」的方式特赦，讓這位老母親免於入監服刑。當檢察官將特赦證明書送達時，林劉龍子說「讓小孩知道媽媽沒有罪，可以放心了」，這句話背後的悲傷與沉重，恐怕遠超過任何法律判決所能承載的重量。
這起案件確實令人動容，承審法官在判決時便已指出，林劉龍子心中痛苦早已讓她餘生都活在自責與悲痛中，已經是巨大的懲罰。社會輿論也普遍同情這位老母親的處境，認為特赦是人道考量下的適當決定。總統府的回應似乎為這起悲劇畫下句點，彰顯了司法與制度的補位機制。
但特赦真的解決問題了嗎？這個問題的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當我們為一位老母親得到解脫而感到慰藉時，卻不該忘記在台灣各個角落，還有數不清的照顧者正承受著同樣的壓力與絕望。從二００九年至今，台灣累計超過百起所謂的「照顧殺人」案件，每一起案件背後都是長期照顧壓力、疾病惡化、經濟困境交織而成的人間煉獄。
長照三．０今年全面實施，政府表示將確保照顧者不再無援，聽起來很美好，實際上卻有太多問題懸而未決。長照機構人力短缺、居服員不足的困境遲遲看不到解方，照管專員雖然被要求使用量表篩檢家庭照顧者的心理與體力負荷，但真正能提供的支持卻相當有限。更關鍵的是，許多民眾根本不知道有哪些資源可用，或者因為觀念問題不願使用，又或者現有資源無法真正符合需求。政策推動不能只看表面數字，而是要深入理解照顧者真正面臨的困境。
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建議，政府應參考日本建立完整的通報與研究制度，這個建議切中要害。台灣需要的不只是事後人道補救，而是事前預防機制。當照顧者開始出現高風險徵兆時，政府必須要有能力及時介入，提供實質協助。所謂「隨時可喊停」的機制，讓照顧者知道當自己撐不下去時，政府會接手，這才是真正的安全網。
更重要的是社會觀念的轉變，許多家庭因為害怕外界批評、被貼標籤，甚至被歧視，不願在第一時間尋求協助，這種對家庭照顧者的忽視甚至汙名化，加劇了他們的社會孤立。社會大眾必須理解，照顧不應該是某個人無止境的犧牲與奉獻，而是整個社會共同的責任。當一位母親照顧重殘兒子五十年，不該只是讚揚她的偉大，更應該追問為什麼政府讓她獨自承擔這麼久。
特赦或許能給當事人一定程度的慰藉，但絕不應該成為處理長照困境的常態。頻繁依賴特赦來處理個案，不僅無法真正解決問題，更可能掩蓋制度設計的缺失，讓政府迴避應有的改革責任。台灣需要的是投入資源建立基層長照服務網路，增加對重度身障者家庭的專業協助，建立全面性的支持體系，修訂法律增加彈性處理空間，推動社會認知教育，強化數據研究與政策分析，這些才是真正能接住每一個需要協助家庭的作為。
林劉龍子得到特赦，但她內心的悲傷仍在。當她說「可以讓小孩放心」時，社會是否該反思：為什麼老母親要等到特赦才能讓逝去的孩子安心？為什麼社會讓她走到這一步？特赦之後，真正的挑戰才剛開始。如果政府無法拿出具體行動，解決照顧者的困境，那麼再多的人道關懷都只是空談，下一起悲劇的發生只是時間早晚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