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行政院長卓榮泰第三度不副署立法院通過的法律案，使得原本在建立行政與立法之間的責任連結的副署制度，再度成為新的政治衝突場域。當拒絕副署逐漸被視為常態化的政治選項，社會自然會質疑：副署制度是否正從責任機制，轉變為政治對抗工具？這不僅是單一法律案的政治爭議，更可能是值得關注的嚴重憲政警訊。
從憲政制度來看，我國《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總統公布法律須經行政院院長副署，形成行政與立法之間的責任關係。《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亦明定，行政院對立法院通過的法律若認為窒礙難行，可以提出覆議。換言之，憲政制度其實早已設計好處理行政與立法分歧的程序：立法機關通過法律後，行政機關若有不同意見，應透過覆議機制或政策辯論加以解決。副署制度的原意並非讓行政權得以反覆阻卻法律公布，而是讓行政部門在法律公布時承擔政治責任，並確保法律施行與行政執行之間具有制度連結。
其次，民主制度的穩定並不只依賴法律條文，更仰賴政治行為者對制度精神的尊重。立法院代表民意通過法律，本身具有民主正當性，行政院則負責政策執行與行政治理。當行政權與立法權出現政策分歧時，政治倫理要求的是制度內的節制與理性對話，而不是將制度工具轉化為權力對抗的手段。若拒絕副署逐漸被視為政治運作的常態，行政與立法之間原本應透過制度程序協調的分歧，便可能轉變為政治衝突，進而削弱憲政制度與民主政治運作的穩定性。
第三，從民主課責機制來看，憲政制度的核心在於確保權力行使能夠接受公開檢驗。立法院須對人民負責，行政院則對立法院負責，政策衝突應在公開程序中接受政治辯論與制度檢驗。覆議制度正是為了讓行政權在國會場域中說明其政策立場，並接受民意代表的審視。如果拒絕副署逐漸取代覆議與制度辯論，行政權便可能在未經公開課責程序的情況下影響法律施行，這將削弱原本應透過制度運作完成的民主責任機制。
許多採行議會內閣制的國家，如日本，較少出現此類爭議，原因在於行政權與立法權多由同一政治多數組成，政策分歧通常在法律提出之前即透過政黨與行政協商加以化解，當國會通過法律後，公布程序通常只是例行程序，很少成為憲政衝突焦點。相較之下，我國半總統制的制度設計，行政與立法可能分屬不同政治多數，更需透過制度程序與政治倫理來維持權力運作平衡。
面對當前制度爭議，解方並不複雜。首先，行政院若認為法律窒礙難行，應回到憲法設計的覆議制度，在國會公開說明理由並接受辯論，而非以拒絕副署取代制度程序。其次，行政與立法之間應強化政策形成過程中的事前協商機制，使政策分歧在立法過程中即被討論與修正，而不是在法律通過後才形成制度衝突。第三，行政權若對法律持反對立場，也應清楚向社會說明理由並接受公眾檢驗，讓民主課責機制得以正常運作。
副署制度本身並非問題，真正值得警惕的是當拒絕副署逐漸被視為政治運作的常態時，可能破壞責任政治與民主課責機制。憲政制度的穩定，不僅來自法律條文，更來自政治領導者對制度精神的自我節制。唯有回到憲政設計的初衷，讓權力在制度框架內接受制衡與課責，民主政治才能在權力競爭與制度秩序之間維持長久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