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蘿
公視第八屆董監事選任程序在今年四月正式宣告「休克」。隨著八名由在野黨推舉的審查委員集體向立法院長韓國瑜遞交辭呈，原定於四月十六日召開的審查會議因人數不足而宣告流會。這場風暴看似是單純的人事博弈，實則揭示了台灣公共媒體治理在「門檻下修」與「刪除延任條款」雙重擠壓下，已然陷入行政權擴張與審查權癱瘓的惡性循環。
從國家政策監督的視角觀察，這是長期以來政黨比例制度與公共媒體獨立理想矛盾的總爆發。參考過往對公廣集團治理的長期觀察，我們必須嚴肅追問：當行政院高舉「去政治化」的名單作為護身符，卻在程序上拒絕跨黨派對話時，我們捍衛的是媒體的自由，還是行政權的專斷？
回溯《公共電視法》的修正軌跡，二０二三年五月立法院將董監事審查門檻從「四分之三」下修至「三分之二」，初衷是為了解決七屆董事會延宕近一千天的難產問題。然而，調降門檻並未消除政治不信任，反而誘發了更極端的對抗策略。
二０二六年一月，立法院刪除了「延任條款」，規定董事任滿且未選出新任者不可延任。這項修法原意在於防範行政怠惰，促使行政院積極溝通。然而，當文化部長李遠以「法治國家」為名，強硬拒絕審查委員要求的「政黨預商」慣例時，這項修正案成了公廣營運的「斷頭台」。
八名審委以「程序正義」為訴求而請辭。他們認為，既然審查委員會是依國會席次比例組成，其制度精神本就包含「多元政治意志的整合」。當文化部單方面拋出名單，並將政黨協商斥為「政治介入」或「自廢武功」時，實質上是將審查委員的功能限縮為「行政機關的橡皮圖章」。
雖然文化部在此次補提名名單中，採取了極具「社會防禦性」的策略，納入彭政閔、李智凱、黃韻玲等跨界名人，但這些公眾形象上幾近「無懈可擊」的新星，似乎成為行政體系採取「社會防禦性」策略的一環。
從公視歷屆的提名名單來看，行政體系為了爭取社會輿論的支持，多次搬出具高度社會公信力的球星、藝人或社會賢達，使在野黨審委在行使審查權時面臨巨大的輿論壓力。若反對名單，極易被貼上「杯葛體育∕文化專業」的標籤。
甚且，藉由「去政治化」的名單，行政權成功避開了對公廣集團長遠財務規劃、數位轉型藍圖等議題的實質辯論。當焦點停留在彭政閔是否適合當董事時，行政院對媒體政策的主導權也隨之規避了國會的制衡。
最令人憂心的，莫過於董事會真空引發的連鎖反應。在「延任條款」失效的框架下，第七屆董事會無法在緩衝期內維持運作，而第八屆又因流會無法成軍。公視儼然必須面對重大採購與財務凍結、勞動權益受損及資產處置與法律授權等議題皆被迫停板的困境。
當文化部將此局勢定調為審查委員的「政治勒索」，但卻忽視提名過程的實務運作需要充分溝通，這種各執一詞的極端評價，只是再次驗證了台灣公共傳播環境缺乏真正超越黨派的「治理共識」，「黨政軍退出媒體」淪為形式上的笑話。
總的來說，文化部若僅守著「法無明文規定」的教條，雖在法律上無懈可擊，卻在政治實務中寸步難行；而在野黨若僅以「集體請辭」作為反制工具，最後犧牲的仍是全體國民的公共利益。如果執政與在野兩黨都用互相勒索的政治語言針鋒相對，那麼誰會在乎公共電視其公正獨立與多元需求的重要呢？既然如此，就別救公視了吧！
（作者為資深政治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