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黎茗
嬸娘媽育有二女二子，長女玉蘭，另有玉香、玉林、夏林。
長大後的玉蘭成了我的小嬸。她性格細膩、有主見，是個精練的女子，還有一門無師自通的手藝——針織。至於玉香，脾氣與性格比小嬸更為溫和，但刻苦耐勞，在當時幾乎無人能比。找副業時，不論是上大山砍水竹，還是在小山砍茅桿，她的收入總是被歸在姨母們之中較高的一檔。
記得有一年，收茅桿的老闆提前捎來訊息，說暑假要到我們村收購一批茅桿。水竹和茅桿都是造紙的重要原料，因此小販都會來我們村收購第一手貨源。水竹的價格依現場品質訂價，一般在每百斤人民幣七塊五到九塊之間；茅桿則是每捆三塊五到四塊，再由商販運往其他縣市賣給大盤商。
我們村是一九七一年的搬遷村。當年為了興建著名的柘林水庫，舊村莊將被淹沒，我們只得往高山遷移。田地是後來開墾的，多屬貧瘠之地，每年收成僅夠一家人口糧。但也因為依山而居，靠山吃山，天然資源須向山裡尋找。砍下來的竹子與茅桿賣出即可換得現金，家中經濟仍須仰賴副業支撐。因此，村裡的姨母們，包括玉香在內，每到秋天，便緊盯著茅桿季的到來。
記得某個暑假，炎熱的天氣炙烤著整個村莊。玉香、鄰居大娘及另一位姐姐，三缺一地來到我家消磨午休時光。牌局通常打到下午兩點，散局後，大家各自忙去——上山找副業的找副業，下田拔豬草的拔豬草。母親笑著對玉香說：
「玉香，妳今年又賺了不少錢吧！能不能帶我細撈去看看世面？」
「只要不怕刺和山蚊蟲，就跟我一起去，大家一起鑽山窩，應該很熱鬧。」
因著母親一句玩笑話，我這個十指不沾陽春水的小孩，竟真的跟著玉香出了門。她走在前，我緊跟其後。山勢險峻，路徑陡峭，茅桿在山谷低窪處生長得密密麻麻。
「我們一人一邊，妳先把它砍倒，再剔葉，小心手別被茅葉割到。這一窪長得好，應該能砍出四捆以上，一捆賣四元，可以賣十幾元。」玉香憑經驗開心地估算。
我還在猶豫該如何下手時，她已經俐落地動作起來——左手撩倒桿身，右手一刀下去，迅速砍斷，一會兒便放倒一片。最後，她砍了三捆半，我只砍了一捆半。
第二天，我們把茅桿扛到村口的收購場。我的一捆半以四塊五賣出，玉香則賣了十五元。母親說，這是我用勞力換來的錢，不必上繳，想買什麼就買什麼。聽到這話，我驚訝得合不攏嘴。自己賺錢自己花，想想就開心。當時村裡很流行毛線衣，看著同齡女孩穿著母親親手織的毛衣，我羨慕極了。
或許外公看出了我的心思，提議說：「我看妳天天玩毛線，我幫妳買回來，妳自己織。」
聽到這話，我簡直樂開了花。下一趟，外公回來，真的幫我買了一斤四兩紫羅蘭色的毛線。他說：「一斤四兩，妳和姊姊一人一件，應該夠了。」其實，我的錢只夠買半斤，一件毛衣約需七兩，另一件的毛線，是外公替我和姊姊補上的。
毛線買回來後，又遇到難題。當時十四歲的我，只會織小圍巾與手套，對毛衣完全不懂。這時，我想到小嬸。她巧手之下，可以變出各式花樣——高領、低領、愛心領、條紋、菱形、卡通圖案，還有雙色拼織，各式各樣。
小嬸大我七歲，在她眼中我仍是孩子。我一度覺得，若以孩子的身份請大人幫忙，恐怕難以開口，更何況是織一件毛衣——在當時，毛線的價格對一個家庭而言並不便宜。
於是，請小嬸幫忙的念頭一直藏在心裡。
後來有一次，小嬸從鎮上回來，經過我家門口。我殷勤地迎上前，甜甜地叫了一聲「嬸娘」，便跟在她身後。我們一前一後走過山坡，來到壩頭，眼看就要到她家，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終於鼓起勇氣說：
「嬸娘，妳可以幫我打一件毛衣嗎？毛線外公已經幫我買好了。」
嬸娘二話不說，立刻答應，並叫我隔天把毛線拿去她家。不到一個月，她便把毛衣織好了。我拿到毛衣時，開心得忘了道謝，抱著它就跑回家。
回家後，我小心翼翼地把毛衣摺好，放在枕邊。晚上，全家人在禾場乘涼閒聊時，我才把毛衣拿出來宣布：
「我也有新毛衣了，我再也不用羨慕別人了！」
那件毛衣的花紋叫「洗衣板花」，貼近看像一層層海浪，在風中有序起伏，彷彿奔赴與戀人的約會。如此美麗的紋路，卻有著略顯俗氣的名字，讓人不禁好奇當初是誰命名。
玉香大我四歲，是我的髮小。我們常常黏在一起——一起砍柴、一起拔豬草、一起追露天電影、一起談天說地，聊哪個村的男孩帥氣，也幻想將來會嫁去哪裡。後來，她嫁到隔壁村，而我，則嫁到了海的這一頭。
我特別喜歡這兩姊妹。她們在我心中，就像屋後花叢中的兩株白玉蘭。玉蘭花香清淡，帶著露水氣息，低調不張揚，不在溫暖的暮春競豔，卻有撫慰人心的力量。相較之下，紅杜鵑雖在暖陽中絢麗奪目，卻也易受天氣影響而顯得脆弱。
白玉蘭則不同。它在冷雨中搖曳，在寒風中綻放。無論高掛枝頭，或落於塵土，始終潔白清雅。即使歸於泥土，仍是一片芳心，一片情意。
而我人生第一件紫羅蘭色的毛線衣，正是出自小嬸之手——也在無形之中，溫柔地治癒了我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