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嘉雯 畫／陳之麟
車子在坎培拉前往雪梨的路上奔馳，窗外陽光正好，近處有密密的小樹林，遠方則是無邊遼闊，且連綿不絕的草原。如茵的草坡上星星點點，那是優雅愜意的牛群和羊群，牠們成了大地最靈動的妝點。
這是我第二次來到澳洲。卻是第一次出國主辦國際學術會議。猶記得會議接近尾聲時，學者們仍興致不減地熱烈討論著歷來華人作家在澳洲的創作歷程與發展史。在世界華文文學的版圖中，澳大利亞曾經顯得遙遠而沉靜。那是一塊地理上孤懸於南半球的土地，也是一片文化上需要時間發酵的疆域。
若追溯其源頭，澳華文學的真正成形，大抵與二十世紀末的移民潮密切相關。尤其在一九八○年代末至九○年代初，一批又一批知識分子、留學生與文化工作者，帶著複雜的歷史記憶與生命經驗，來到澳洲。他們既是遷徙者，也是書寫者。在陌生的天空下，以熟悉的文字，記錄離散的心緒、歷史的傷痕，以及漂泊的淒清……。於是，早期的澳華文學，帶有一種濃厚的亂離氣息。對故土的凝望與對未來的遲疑，既是個體的抒情，也是時代的回聲。
有趣的是，時間更晚進一些，在澳華作家群中，也有我們最熟悉的身影，雖不乏流連在此地與彼岸之間，卻是以他們的作品來與澳洲這片土地發生美好的關係，那便是武俠小說家梁羽生和他的老友，一位更有名的武俠宗師——金庸。
梁羽生晚年始移居到澳洲雪梨，他不僅決定在澳洲定居，同時致力於推動當地的華文文學創作，更因此而獲澳洲華人團體頒發的「澳華文化界終生成就獎」。他與金庸的情誼源於早年同是《大公報》編輯檯的同事。原來梁羽生在1954年以《新晚報》所連載的《龍虎鬥京華》開啟了武俠文學新風潮。金庸則於1955年繼之而起，在同一份報紙上連載的《書劍恩仇錄》，更加發揚光大，進而成為這項文類的泰斗。梁羽生則因古籍嫻熟，文筆雅緻，小說裡亦多詩詞文賦，因此文人氣息濃厚，風格正氣昂揚，他的 《白髮魔女傳》、《萍蹤俠影錄》、《七劍下天山》等皆是名作。
至於金庸則受到西方電影學的影響，因此擅長情節曲折、引人入勝的敘事，而且往往巧妙地將歷史情境與他所設計的虛構世界做完美的揉合，是以得到閱聽大眾的激賞。我們都知道其中以《射鵰英雄傳》、《天龍八部》、《笑傲江湖》等等最受歡迎。又因他的第三任妻子林樂怡長期居住在墨爾本，因此金庸亦視墨爾本為第二個家，經常在香港與澳洲之間來往。尤有甚者，金庸小說繼「連載版」與「修訂版」佛之後，自1999年起，連續七年的時間進行第三次全面的修訂。他不僅銳意增補人物心理和情感的變化，例如：在《射鵰英雄傳》中著重黃藥師對梅超風的感情，同時也力排眾議，更動了某些故事的結局，例如：《天龍八部》中，王語嫣的結局，以及《倚天屠龍記》的結局等等。而這些修訂工作，很多都是在墨爾本Toorak區的私人大宅裡完成的。也就是說，金庸修訂小說的階段，許多資料和書籍都存放在其澳洲的住所。而梁羽生的夫人與金庸的妻子也一直保持著緊密的聯繫。
說來金庸確實曾經在墨爾本享受著寧靜的創作時光，而當地的環境也曾在其作品的文化背景中有跡可循。蓋因墨爾本這座城素來以「文化融爐」著稱，其多元文化氛圍，使金庸在處理武俠江湖中的「中原與邊疆」、「華夏與異族」等文化背景描寫時，能夠以更寬廣的視角進行反思與建構。他在小說裡深入揭示了地理環境對文學創作的影響。墨爾本的多元氛圍，使金庸的武俠世界從前期的儒家「大一統」觀點，演變為更具現代眼光與人文關懷的「文化超越」視角。同時，此類視角亦更加使他筆下的「俠」超越了種族的界限，展現出更為寬大包容的胸襟和氣度。
由於「華夷之辨」的重塑，金庸後期於「異族」角色的刻畫便更加全面而深刻了。我們都知道《天龍八部》裡的喬峰已不再是從前被單純認定邊疆民族即為邪惡之人的概念。反之，金庸在喬峰的身上，無疑是賦予了更豐富的筆墨來呈現出人性與文化的繁複。
當我們觀察今日的澳華文學，會發現在跨文化環境中，作者的身份已不再是單向的「離開者」，而是同時屬於多個文化場域的「穿行者」。他們的作品，既可以回望華人文化的傳統，也能深入澳洲社會的現實，甚至以更寬廣的視野，思考全球化時代的人類處境。
金、梁同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武俠小說作家。他們在報社時期即開始創作，晚年到了澳洲，兩人也經常一同下圍棋、喝酒，緬懷過往。是非恩怨隨風而逝，畢竟所謂「江湖」，已然超越了地域與血緣的關係，兩位大師要帶領讀者走向一個人性、俠義與文化共榮的精神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