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紘麟
如果我們只從表面數字來看，二０二五年的台灣總生育率跌至零點六九五人，正式超越韓國成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而韓國同期卻出現罕見的回升，新生兒人數估計達二十五點四萬人，年增幅約百分之六點八，創下二００七年以來最大增幅。這樣的數字翻轉，若僅被視為一則統計新聞，或僅被簡化為「台灣做得不夠好、韓國做得比較好」的二元評價，恐怕無法真正掌握這場變化背後所反映的結構性課題；毋寧說，這是東亞兩個社會在面對相似壓力時，各自累積已久的制度選擇與社會心態，在此刻顯現出的分流結果。
台灣與韓國同屬東亞儒家文化圈，長期以來共享著相近的家庭倫理觀念與現代化經驗；兩者皆在快速工業化過程中，累積出高房價、高教育成本、長工時文化，以及傳統性別分工與現代職場結構之間難以調和的張力。這樣的共同處境，使得兩國近三十年來的少子化趨勢幾乎如影隨形。也因此，論者往往習慣將兩國並列比較，彷彿彼此互為對照的鏡子。
然而，若僅停留在「誰的生育率更低」這樣的表層比較，便容易忽略兩個社會在制度調適能力與治理節奏上，其實存在相當不同的內在邏輯。
韓國近年將少子化問題提升至「國家緊急狀態」的層級，由最高行政首長直接統籌跨部會協調，使住房、育嬰假、企業補助等原本分散的政策工具，得以在同一套治理框架下彼此呼應。
這種將原本屬於社會福利範疇的議題，重新界定為國家存續層級的治理課題的過程，本身即是一種值得深究的政治決斷；它不僅涉及資源分配，更涉及一個社會如何重新想像其未來世代與國家整體利益之間的關係。
相對而言，台灣的政策設計雖然數量並不匱乏，卻長期被批評為「政策分散、缺乏整合」，各部會依其自身職能各自推進，未能形成一套具有整體戰略高度的協調機制。這樣的差異，與其說是誰更用心，不如說反映了兩種不同的治理體質—一種傾向於集中決斷、快速整合，另一種則傾向於分散執行、逐步累積。
若進一步比較住房政策，韓國仁川等地推出月租約六百五十元台幣的社會住宅，直接大幅壓低青年家庭的居住成本結構；台灣則以「新青安」房貸放寬作為主要工具，試圖透過降低貸款門檻來緩解購屋壓力，但年輕家庭仍須承擔相對沉重的長期還款負擔，兩者對「安心成家」這一心理門檻的實際緩解程度，恐怕不在同一個層級上。這樣的差異並非單純的政策慷慨與否之分，而更接近於兩種不同的政策哲學：一種選擇直接介入居住成本的結構性負擔，另一種則傾向於透過金融工具間接調節。
（作者為開南大學國家暨區域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人文社會學院兼任助理教授。本文為國戰會論壇授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