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紘麟
育嬰假制度亦呈現類似的落差。韓國父母可共同申請長達三年的全薪育嬰假，並配合企業補貼機制以降低雇主對員工請假的牴觸心理；台灣的育嬰留職停薪制度雖已存在，但薪資替代率與韓國相比仍有落差，加上企業文化對於請假的支持程度不足，導致許多受雇者即便擁有法定權益，也未必敢於實際行使。
這種「制度存在但難以落實」的現象，其實透露出比單純數字更值得關注的訊息–法律條文的存在，未必等同於社會實踐的可能，兩者之間往往存在著文化慣性與職場結構所形成的落差。
在性別分工方面，韓國近年強化男性陪產假至二十天，並透過政策鼓勵男性承擔更多育兒責任，試圖鬆動「育兒是母親職責」這一長期存在的觀念結構。台灣雖亦設有陪產假制度，但男性實際請假比例仍偏低，育兒責任仍高度集中於女性一方，這也直接影響許多女性面對「是否生育第二胎」乃至「是否生育第一胎」的決定。
這一現象提醒我們，少子化問題的核心，或許不僅在於經濟補貼的多寡，更在於一個社會是否真正準備好重新分配傳統性別角色所承載的責任。
除了具體制度設計上的差異，亦有論者指出，台灣近年勞動份額持續下降，民眾未必能充分感受到經濟成長所帶來的實質分配果實，這種「總體成長、個體無感」的落差，可能才是壓抑結婚與生育意願的更深層原因。相對而言，韓國生育率的回升，部分原因來自後疫情時期集中出現的結婚潮，顯示韓國青年對於成家一事，正緩慢恢復某種程度的信心。
這提醒我們，生育率的變化，終究不只是福利政策的直接產物，而是整個社會對於「未來是否值得投入」這一集體心理判斷的間接反映。
必須說明的是，台灣政府並非對此毫無作為。二０二六年五月，行政院公布「台灣人口對策新戰略—家庭支持篇」，提出十八項具體措施，部分內容明確參考韓國經驗，顯示政策方向確實已出現轉向的訊號。同一時期上路的「十二歲以下可請外傭」新制，亦可視為政府試圖同時處理「生育壓力」與「缺工問題」的雙重政策嘗試。然而，正如一般評論所指出，台灣政策方向未必有誤，問題在於「沒有串聯到底」—住房、托育、職場與育兒假各自推進，卻未能形成一套讓青年世代真正感受到「生育不是一場經濟災難」的整體方案。
台灣超越韓國成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或許不應僅被視為一則值得驚呼的統計新聞，而更應被理解為對台灣人口治理體質的一次檢視契機。韓國的短期回升固然仍需時間驗證其持續性，但至少證明了一件事：當制度能夠真正將住房、育兒、職場與社會氛圍串聯為一體時，青年世代對於「成家」的信心，並非全然不可挽回。
台灣若僅將少子化視為補貼多寡的技術問題，恐怕會持續停留在治標層次；真正值得追問的，或許不是「青年為何不願生育」，而是這個社會的制度與文化，是否已經準備好，讓下一代的誕生，重新成為一件值得託付信任的事。
（作者為開南大學國家暨區域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人文社會學院兼任助理教授。本文為國戰會論壇授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