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成功
馬太鞍溪悲劇日前屆滿週年，許多災民仍生活在重建煎熬中。一年過去了，傷痕未癒，部分災民展開實際行動，走上街頭或透過體制內管道，希望爭取更多重建空間與政策彈性；也有災民默默堅持自己的理念，在受創的土地上重建家園。不論是積極發聲或默默耕耘，受災者的身影都提醒我們：那場災難並未真正遠去。我們仍應追問：馬太鞍溪悲劇能否避免？合理的答案是，天然災害或許無法阻止，但重大傷亡並非不可避免。關鍵在於能否滿足以下四項條件：
第一，政府有專責防災機關：重大災害經常涉及不同部會與地方政府。河川治理、水土保持、氣象監測、消防救災、疏散撤離各有主管機關；平時各司其職，但面對堰塞湖這類跨領域、複合型災害，最重要的是要有能夠整合資訊、研判風險，並將專業判斷迅速轉化為行動的專責或常設機關；如此才能整合氣象、國土、水利、交通及地方政府資訊。該機關平時推動防災教育，災前統合風險研判與撤離決策，災後協調復原重建。美國於一九七九年成立ＦＥＭＡ，日本二００一年設防災擔當大臣；美日中央與地方政府也多設有防災專責機關。
第二，首長展現積極態度：領導者的態度是決定防救災資源能否快速有效動員的關鍵因素。一九九五年阪神大地震發生後，兵庫縣知事約兩個半小時後才抵達縣廳，行動遲緩受到檢討。二０二五年青森縣外海發生最大震度六強地震，高市首相約一分鐘後即下達指示，要求迅速掌握災情，並以「人命第一」全力救災；約三十五分鐘後，即公開向國民說明。從阪神到青森，日本的經驗提醒我們，關於重大災害，首長的態度與決斷，直接影響防救災資源動員的成效。
第三，社區具高度防災意識：社區自主防災能力，是保護生命的重要防線。去年光復鄉大馬村在馬太鞍溪災害中維持零傷亡，村長王梓安長期參與自主防災社區教育訓練，因而具有高度的災害風險與應變意識。自主防災社區雖由中央政府提供經費，訓練過程也有地方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協力，使社區了解警戒訊息代表什麼、何時必須撤離，以及撤離後要前往何處。馬太鞍溪的經驗提醒我們：發布警報不等於完成避難，收到訊息也不等於採取正確行動。只有政府預警與社區自主應變真正接軌，資訊才能轉化為救命的行動。
第四，防災教育受到重視：要做好前述三點，防災教育是關鍵。防災意識無法一夕形成，必須透過長期教育扎根。防災教育絕不只是學校教育，而應是全社會教育。重大災害來臨時，中央與地方政府官員要作決策，企業必須維持基本營運，非營利組織可能投入救援與物資供應，社區幹部要協助居民撤離，一般民眾則必須知道如何保護自己與家人。因此，從政府官員、企業與非營利組織成員，到社區居民，每個人都應具備基本的防救災知識與風險意識。
馬太鞍溪悲劇屆滿週年的今天，我們更應持續檢討與思考如何精進防救災作為，不斷追問：「下一次，我們能不能做得更好？」我們無法阻止颱風、豪雨、山崩，也未必能阻止堰塞湖形成；但是，我們可以透過更具整合能力的防災體制、更負責任的領導、更有韌性的社區，以及更扎實的防災教育，降低災害演變成人命悲劇的可能。天然災害或許無法避免，但悲劇可以減少。如果馬太鞍溪留下的傷痛能轉化為制度改革、社區韌性與防災教育的力量，那麼這場災害留下的，就不只有傷痛，更可能成為台灣下一階段防災改革的起點。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