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副刊〉從社會場回到文學場 關於曾維龍《馬華文學:經典構成與文化整合》

文/李瑞騰 畫/呂和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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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馬華文學經典,首先要問的是,什麼是經典?經典如何形成?經典是固定的嗎?會被推翻或取代嗎?進一步再問,馬華文學史上形成了哪些可稱為經典的創作文本?它們如何形成的?文學史有各門各派,各自形成什麼樣的經典?其過程及條件又如何?不同流派的經典如何對望?

曾維龍《馬華文學:經典構成與文化整合——以大系、文選與教科書為中心》即試圖回答這些提問。

文選、大系、教科書,都是廣義的選集,指的是多人的作品合集,然因其屬性與功能不同,出版單位、編選者及選文之外的加工,必然會有所差異,於文學經典之形成,都有各種不同程度的影響,但無法量化,也很難具體作質的分析。大體上來說,大系通常有比較長的時間跨度,規模大,肯定會受到較多的的關注,影響較大自不待言。

本書除以「緒論」提出問題意識,並界定研究脈絡,本文分上、中、下三編:「經典構成:基本問題、概念與方法」、「馬華文學批評和作品文庫體系的構成」、「經典構成的機制:馬華文學的教學干預、接受和建制」,其實是分論二者,也就是上編第三節的「經典構成的兩種機制:批評干預和教學干預」。大系、選集和文學史書等,都有「批評」的意涵,畢竟選擇的本身就是一種價值的判斷,更何況編選者會為自己之所為大加論述;至於「教學」,一方面是教科書及其加工(作者資料、題解、注釋、問題思考等),一方面是施教的本身, 中學文學選讀有通識性質,大專院校文學課程則具專業性,各有其影響性。

我覺得這裡面還有討論的空間,曾維龍對「批評」的界定頗為寬闊,是和文學史綁在一起談的,其實已包含實際批評(含書評及各種形態的詮釋和論析)、各種文學選本的編印、文學史書對於作家的人與文的述評。仔細思索,可能還應包括文學競賽的選拔與獎勵、書系或文叢的彙編出版等,這些項目的討論其實都有其學理根據及方法論,也都有複雜的內涵,譬如域外批評或國際肯定如若回流,於經典文本的形成自有其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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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曾維龍在本書的〈後記〉中提到他到廈門大學讀博,選擇以馬華文學為研究對象,是他學術路上的一種「回歸」,他並表示將「在文學和制度,文學和社會學,文學和文化研究之間尋找另一可能性。」

從資料上看,他2008年在馬來亞大學的碩士論文是以馬來文寫的《1990年代馬來西亞華人知識分子的思想:對中文報紙評論的內容分析》,三年後出華文版:《批判與尋路:九十年代馬來西亞華社評論寫作》(八打靈再也:策略資訊研究中心,2011年8月),主要是借用葛蘭西《獄中札記》和薩伊德《知識分子論》有關理論,討論90年代華社知識分子的系譜:傳統知識分子、有機知識分子和公共知識分子,並點名論述他們在公共輿論空間中所承擔的角色。當年在推介禮後還舉辦一場「誰在反智?——公共知識分子和媒體的角色」座談會,說明他的關切也是學界和文化圈的大哉問。

我們知道,華社知識分子評論寫作必涉及及政經文教、華人處境及其對治之方等,評論寫作者不管屬類為何,皆飽學之士且筆力遒勁者,年輕的曾維龍等於對話一代的知識菁英,其膽識和論述能力令人贊歎。

出版此書前後,2007年,他編成《黃絲帶飄揚:2006馬來西亞反對媒體壟斷運動實錄》(馬來西亞:維護媒體獨立撰稿人聯盟,2007年5月):2012年,他和妻子羅彩綿參加了一場反對雙溪毛糯麻風病院拆遷的公民運動,並合作編撰《翠鳥蟲鳴希望人間 : 雙溪毛糯麻風病院社區的故事》(吉隆玻:隆雪華青、搶救希望之谷小組,2012年3月),講述院民與老人的故事。他參與社會運動,以編寫介入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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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談曾維龍讀博之前的這一段舊事,是想說明他在學術路上的「回歸」文學研究是怎樣的一種情況?我以為他針對馬華文學所進行的「經典構成與文化整合」之探討,正是他回歸的第一步。我認為這選擇頗有意義,首先他必須縱身馬華文學歷史長河,去考察是否有階段性的演變?各脈流的文風走向如何?哪些作家曾寫過些什麼樣的作品?它們是如何回應時代對他們的呼喚?更重要的是,這些被書寫的史事,究竟如何成為史書的內容?背後那些重層複雜的因緣,是否有主導的力量在其中?評論家、編選家、文學史家、文學教師和出版者等,在其中各自發揮了什麼樣的影響?

曾維龍的回歸,其實是從社會場回到文學場,主體不變,社會場上實戰經歷所積累的知識和經驗,當然會在文學場上產生作用。依我看,馬華文學「經典構成與文化整合」的研究,一方面是文學史的論述,另一方面是文學社會學的探討,尤其還要論文化整合,當然更是一種文學和社會學的整合型研究。不只如此,他讀博以後寫的論文,都明顯帶有社會學的成分,譬如他將1980年代後期啟動的「動地吟」詩歌運動,結合「茅草行動」(1987年10月27日大逮捕事件)論述;又如他藉由溫任平與天狼星詩社來探討1970年代馬華文學現代主義運動;更有以《南洋商報》副刊為個案,探討馬華文學的場域與屬性界定問題。在在都顯示他是帶著對馬華社會的深刻理解回到文學場上。

曾維龍在獲得博士多年之後修改博論出版,我想起他在〈後記〉中提到的「在地的研究視角」,以及「是否能全然說明馬華文學當下所面對問題」?這樣的學術自覺很重要,學術研究就是要在眾人各說各話中清醒以對,和他們對話,把那些言說脈絡化、結構化,做到「前修未密,後出轉精」,並且描繪前景,指明一種前進的路向。

維龍從社會場回到文學場,主要的學術傾向在文學社會學,這方面除探討作者到讀者的通路,尤其是其中的傳播場域和產生的作用;還可經由文本去看作家所對應的社會,感知他的關懷、批判和理想的人生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