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崑義
沈伯洋如果認為報導不實，可以提出具體資料反駁；如果相關交易屬於正常貿易，也可以清楚說明交易流程與公司關係。只要證據充分，便有助於消除疑慮。反之，如果只是強調爆料者的政治動機，卻沒有回答交易本身的問題，就難以說服原本期待獲得答案的社會大眾。
尤其民進黨過去經常以國安為由，要求社會提高對兩岸經貿與人員往來的警覺。當類似問題發生在自己政治陣營的重要人物身上，更應該拿出同樣嚴格的標準，而不是因為涉及自家人，就把問題縮小為私人事務。畢竟，國家安全不能成為打擊異己的工具，也不能在碰到自己人時突然失去標準。
三、沈伯洋可以不為家人背書，卻不能迴避自己的政治論述
政治人物與家人的經濟活動，原則上應該有所區分。父親做生意，不代表兒子必然參與；家族企業與大陸往來，也不代表政治人物必然支持大陸的政治立場。但政治人物的公共責任，不能因此一筆勾銷。
沈伯洋可以主張自己沒有參與家族企業的經營，也可以強調相關商業活動與個人政治工作無關。然而，當他長期將兩岸問題置於國安與統戰的框架之中，就必須面對外界提出的合理疑問，如果一般台商的商業往來需要接受嚴格檢視，那麼當家族企業遭到類似質疑時，是否也應該採取同樣的態度？這是政治論述一致性的問題，而不是要求政治人物為親屬的一切行為承擔法律責任。
倘若沈伯洋認為正常貿易不應被政治化，就應清楚說明這個原則同樣適用於其他台商；倘若他認為部分兩岸交易確實可能涉及國安風險，就應提出客觀標準，說明如何區分正常貿易與真正具有風險的行為。
不能在評論別人時強調國安，在解釋自己家族的爭議時，卻只談政治攻防。這種標準不一的問題，才是此次事件真正值得關注之處。
四、抗中口號不能取代政策標準
兩岸關係本來就存在政治分歧、安全風險與經濟利益之間的複雜矛盾。台灣既需要防範可能的安全威脅，也必須保障正常經貿活動與人民的合法權益。
真正負責任的兩岸政策，應該建立在法律、證據與一致的判斷標準上，而不是以政治認同決定誰應該被懷疑。
如果赴大陸經商就可能被貼上統戰標籤，卻沒有清楚的認定標準，企業將無所適從，社會也容易陷入相互猜疑。更嚴重的是，當國安論述被反覆用於政黨競爭，人民就可能逐漸失去對相關政策的信任。
對民進黨而言，最需要回答的，不只是沈伯洋家族企業的個案，而是執政黨究竟如何界定正常兩岸交流與真正的國安風險。若正常商業往來不應被視為政治問題，就應停止以政治標籤恫嚇台商；若確實存在違法或危害國安的事證，就應依法查明，不分政黨、不論身分。這才是法治社會應有的原則。
沈伯洋家族企業的相關疑問，最終仍須回到證據與事實，不能以政治動機取代答覆。但這場爭議已經提出一個民進黨無法迴避的問題：當兩岸交流被反覆政治化，這套標準究竟是為了維護國家安全，還是只在政治需要時才拿出來使用？
抗中可以是政治主張，國安也可以是政策考量，但兩者都不能成為選擇性適用標準的理由。沈伯洋真正需要面對的，不是別人為什麼質疑他，而是民進黨長期要求別人遵守的原則，能不能同樣用在自己身上。
（作者為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教授。本文為梅花新聞網授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