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其澤
因此，歐洲右翼的力量不能只從「有多少人感到不安」推算，還要看政黨如何動員。住房短缺可以導向社會住宅改革，也可以變成排外訴求；產業衰退可以促成區域投資，也可以被用來支持封閉市場。同一種不滿，經過不同的組織與政治解釋，會走向不同方向。
此次法國抗議正凸顯這一點。對教育與生活條件的不滿，一旦被縱火和搶劫畫面蓋過，公共討論就可能轉向誰能恢復秩序。強調治安的政黨因而可能取得優勢，但這仍是需要觀察的政治效果，不能先行宣布極右翼已從抗議獲利。
政府必須追究暴力，也必須區分和平示威與犯罪行為。如果只用治安手段處理社會訴求，原有的不滿仍會留下；如果運動組織無法制止破壞，也可能讓自己的要求失去支持。民主政治的難題，是在保障抗議權利與維持公共秩序的同時，讓造成抗議的政策問題持續受到檢驗。
「疲憊的民族主義」還有一項概念上的限制。民族主義可以包含民主自主與公民團結，也可能主張以族群界線決定誰值得受到保護。極右翼之所以值得警惕，涉及它如何對待少數群體、政治異議與權力制衡。若只剩民族主義這個大標籤，這些差異反而容易消失。
政治學者穆德對民粹激進右翼的分析，重視本土排外主義、威權主義與民粹主義的結合。它們未必拒絕選舉，卻可能將選舉勝利理解為不受限制的多數授權。支持限制移民的選民當然不能全部歸入極右翼；判斷一個政黨，仍須看其政策與行動如何影響平等權利及民主制度。
同樣，疲憊也不表示溫和。一個自認正在失去地位的群體，可能更容易接受強人承諾，要求壓制異議或排除外來者。民族主義採取防衛語言，並不能保證它的政治後果具有克制。
這也使「歐洲衰落」需要更精確的界定。歐洲相對於其他地區的影響力下降，與歐洲人的生活必然全面惡化，是不同命題。若用文明興衰解釋一切，就難以回答為何不同國家、地區與選舉出現不同結果。歷史背景提供限制，制度與政策仍然影響社會如何回應。
馬爾西利最值得保留的提醒，是歐洲民族國家的能力與所面對問題的規模，已經出現落差。德拉吉二０二四年的競爭力報告估計，歐盟為實現相關目標，每年需增加七千五百億至八千億歐元投資。能源、科技與安全能力的建設，都涉及跨國資源、基礎設施與長期協調。
這裡存在民族主義的政策矛盾。它承諾把決定權拿回國內，但如果因此削弱共同採購、跨境能源建設或市場整合，各國面對大國與跨國企業時，實際選擇可能更少。法律上保留更多否決權，不必然換來更大的治理能力。歐洲要降低對外依賴，需要說清楚哪些事情可以自行處理，哪些必須共同完成。
然而，更深的歐洲整合也不能只靠專家背書。共同投資的收益如何分配？弱勢地區能否受益？決策由誰授權，失敗由誰負責？如果整合只意味人民必須接受更多來自遠方的要求，而缺少參與和追責，它同樣可能強化失去掌控的感受。
能夠持續的戰略自主，必須有社會支持。政府不能要求民眾為安全、產業與能源轉型承擔成本，卻不說明不同收入、世代與地區如何公平分擔。維持醫療、教育與住房保障，有助於人民承受必要的調整，也讓合作政策具有較穩定的民主基礎。
對台灣而言，歐洲的經驗提示了公共治理與國家安全的連結。面對外部壓力，政府若只要求團結，卻無法交代生活負擔、政策成效與責任分配，就難以長期維持支持。外部風險愈高，內部的公平與信任愈需要具體制度支撐。
歐洲街頭抗議與極右翼擴張之間，最值得追問的，是保護承諾如何失去可信度，以及誰接手了這個承諾。能夠回應不安的政治，必須讓人民看見住房、公共服務與轉型政策的改善，也讓人們有能力參與決定自己的未來。當民主政府無法提供這種經驗，民族主義就更容易讓選民相信，只有縮小共同體、排除某些人，才能重新取得安全。歐洲能否改變這個方向，將取決於它能否把共同治理的能力，轉化為人民實際感受得到的保障。
（作者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授。本文為梅花新聞網授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