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鴻飛
「玩物喪志」這句老話，如果放到董橋身上，就不適用了——在他的世界裡，物是有魂的，不但不喪志，反而能養志。董橋生於福建晉江，長於印尼，學於臺灣，又旅居英倫多年，最終選擇在香港落腳。南洋的潮潤、倫敦的沉靜、香港的紛繁，交織成他融通中西的獨到眼光。他的散文，被人比作「英倫隨筆與明清小品的完美融合」，而他待物的態度也正如此：既有考據的嚴謹克制，也有賞玩的溫潤從容。
董橋描寫器物，向來不肯只寫器物本身。一枚「延年」朱文印，清人汪啟淑飛鴻堂的舊藏，到他手裡，石料、篆法都成了次要。他循著印文，追溯汪啟淑傾畢生之力編纂《飛鴻堂印譜》的往事，又牽出周作人、鄭振鐸等民國文人以印會友的風雅。舊物的分量，不在材質貴賤，而在它負載的人事浮沉與那一點文脈的餘溫。
他癡迷新文學的初版本，也遠非版本獵奇那麼簡單。為尋1921年上海泰東圖書局初版的郭沫若《女神》，他花了十多個週末，泡在倫敦查令十字街的舊書店裡，挨家翻尋，終於在一間逼仄的地下室書店角落尋得了它。書裡夾著一片乾枯的銀杏葉，頁邊還有原主人鉛筆留下的批註。他寫道：「那葉子脆得仿佛一聲歎息就會碎掉，而郭沫若創作《鳳凰涅槃》時的少年激越，和某位陌生讀者當年翻書時的秋日靜思，竟都在這片葉子裡微微顫動。」這種不問估值、不追熱度的「慢收藏」，實在帶著幾分舊式文人的固執與閑情。
當年客居英倫，他經常在週末去倫敦周邊小鎮的古董店轉悠。為了一幅19世紀的英國鄉村水彩畫，他竟花了整整六個月，每個週末乘車往返康沃爾郡，耐心聆聽畫家後人的家族舊事。最後不但得了那幅畫，還意外收到畫家生前三冊完整的寫生手稿。董橋笑說：「現代人搞收藏，是在拍賣行裡舉牌子爭得失；我做收藏，更像是在時間裡散步，隨手撿起被人遺落的光陰故事。」
董橋的「玩物」不落俗套，背後是貫通中西的深厚學養。他研究明代竹雕，能厘清嘉定派「三朱」的技法傳承，一轉筆，又自然聯想到英國莫裡斯「藝術要忠實於材料」的主張。《竹雕閒話》裡，他拿明末「竹林七賢」留青筆筒和維多利亞時期象牙微雕對照：東方竹刻妙在留青的濃淡與留白，西方微雕則窮盡毫釐的寫實。可最動人的，他認為，並不是工巧的較量，而是讓材質自己開口說話。
這種眼光，得益於他早年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學術訓練。研究馬克思主義文論之餘，他系統梳理過中西收藏觀念的根本差別：中國文人重「氣韻」與「流傳有序」，在意器物的文脈人情；西方傳統則強調「創作譜系」與「歷史語境」，看重作品的藝術史定位。董橋一生的收藏與寫作，恰恰是這兩種傳統的彼此滲透與相互成全。
這份以物寄情的精神，也浸透在他的寫作日常裡。他堅持手寫，每篇文章反復修改七八遍，自嘲「煮字療饑」，打磨文字如同摩挲古玩，耐心而克制。散文集《清白家風》裡，一支父親留下的民國「民生」牌鋼筆，牽出了三代人的記憶：溫潤的賽璐珞筆身，勾連起上世紀三十年代上海國貨救國的舊事；父親在印尼華僑學校燈下批改作業的光景，與自己用這支筆寫下第一篇文章的清晨，盡在筆端。一支舊筆，寫盡了溫情與文脈。
在凡事求快的當下，董橋式的「玩物」看似奢侈無用，卻提供了一種對抗浮躁的可能。他任《明報月刊》總編輯時發現，編輯部裡那些有「無用嗜好」——收藏老相機、老郵票、舊戲單的同事，處理深度選題時反而更有耐心和創意。他說：「好東西需要時間來慢慢沉澱，理解一件事物，也像盤玉一樣，不能急，要用心。」不必人人都去收藏古玩字畫，我們大可學他，在講求實用的世界裡，給自己留一片無用的小天地：收幾張舊明信片，認一認路邊的草木，或選一個無人打擾的深夜，靜靜抄一段宋詞。
董橋說得好：「忙裡偷閒玩物，並不是在選擇逃避，而是給內心留一個迴旋的餘地。志氣繃得太緊容易斷，多點彈性，反而走得穩，走得遠。」在《從前》裡，他更坦陳：滿屋舊物，不只是懷舊的念想，更是穩住心神的一枚「錨」。時代洪流飛速流轉，有它們在，人便不至於漂得太遠、太慌。
或許，在這個數據奔流、萬物迭代的時代，每個人都需要一枚自己的「錨」。它可以是一本翻舊的書，一塊撿來的石頭，一段不被打擾的慢時光。在這些微小事物裡，我們學會專注，體會深情，最終放下「玩物喪志」的成見，看見一片足以安放志趣、滋養心志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