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蘇
疫情突然的攪擾，讓不少人的行程規劃都亂了步調，回台也被迫一再延宕，多年未見，雖然髮量稀疏，髮色灰白，記憶中仍然熟悉的是爽朗的笑聲與炯炯有神的雙眼。
認識大姐夫早已超過50年，當時的身分是大姐的男朋友，而我還在國小就讀。在那個普遍晚熟的年代，對男、女朋友沒有甚麼清楚的概念，只當是個不熟悉的大哥哥，為了追大姐，愛屋及烏，他也願意和我這個年齡差距如此大的小屁孩搏感情。
最常捉弄他的把戲就是點唱，小妹和我會拿著大姐心愛的西洋黑膠唱片的封套，隨手亂指就要他開口清唱一曲，他也從不吝嗇的展現歌喉。長大後想來薑是老的辣，整人不成，反被整！民國五十幾年，英文沒那麼火紅，我對英聽的初體驗僅止於大姐的西洋歌曲黑膠唱片，大哥哥搖擺著頭呱啦呱啦的唱，小妹和我稀哩呼嚕的聽，外加賣力的拍手伴奏，重點是逗趣，至於是否真的用英文唱似乎也無法考據了。
小六那年，大哥哥和大姐有情人終成眷屬，父母說要改口叫大姐夫，這是我在家人稱呼之外學到的第一個親屬稱謂。
溯因於我的父母在戰後完婚，匆匆隨軍撤退來台，在這無親戚無故舊。國小上社會課，老師會問：有爺爺的同學請舉手，有奶奶的同學請舉手，有外公的舉手，有……，我眼巴巴的看著同學的手此起彼落，自己完全沒有舉手的機會，只因上一代早逝，唯一的外婆在文革中不能倖免，與父母輩平行的伯叔姑姨舅都在對岸，遑論與我同輩分的表親、堂親了！我是多麼羨慕同學有阿公、阿嬤疼，有堂兄弟、表姐妹一起玩。
除了在課堂上的挫敗，社會考卷上也呈現出我對親屬稱謂的陌生，永遠弄不清楚爸爸的媽媽和媽媽的媽媽該如何區別，唯一的法寶就是硬背死記，大姐的出嫁挽救了我的劣勢，大姐夫的稱呼讓我在同學面前扳回一成，甚至超越老師在社會課所教的親屬範圍哪！
大姐夫不僅拉近了我對複雜的親屬稱謂的距離，也是開啟我認識台北的媒介。窮鄉僻壤，人煙罕至是我居住的地理位置，綠毯似的稻田盡收眼底，鏡面般的埤塘一望無際是我居住的環境，日常生活不超過方圓半公里。台北對我而言是個既陌生又遙遠的城市，我未曾心嚮往之，大姐嫁到台北之前，只去過一次，還是學校的校外教學，來去匆匆，留下的只有一張褪了色的泛黃照片。
國小畢業，大姐給我一個特別的禮物，就是帶我去台北參加教會舉辦的暑期營會。我頂著一個鄉下孩子必備的西瓜皮髮型，穿著簇新的花布連身洋裝，拿著一個權充行李箱的茄芷袋，跟在大姐身後，搭乘前往台北的省公路局班車，一路上，我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不敢移動，雙眼目不轉睛的捕捉著窗外飛逝的景色，深怕遺漏了什麼，在幼小的心靈中，去台北是我人生中的一趟朝聖之旅啊！
接下來的一週就是劉姥姥進大觀園，對台北的所有人、事、物都感到既陌生又新鮮，從日常的穿著、居住的房子，三餐的飲食，出入的交通到應對進退的禮節，醜小鴨的自卑心態在裡面發酵，原來台北人大姐夫的生活與鄉居鄙野的我竟有如此的懸殊。
再次來到台北是六年之後，大學生活不得不在此long stay，也因為這樣讓我對大姐夫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每到假日大姐總會招呼我過去打打牙祭，大姐夫的母親比我的母親年長，我以伯母稱呼，她終年都是穿著一襲素雅的旗袍，說起話來溫文儒雅，看見我又來蹭一餐飯食，總笑笑地說：「芬芬！妳來啦！」大姐夫事母至孝，「呼喚應聲不敢慢，誠心誠意面帶笑」是真實的在我眼前上演著，有時都會誤以為時光回到從前了。
不僅是孝子，還是個慈父，從不曾看過大姐夫對自己的一雙兒女疾言厲色，對我們這加總起來有六個的小舅子、小姨子先後北上讀書，輪番叨擾總是展現殷勤接待、好客大器的風範，台北知名的小館、好玩的景點幾乎都是大姐夫當導遊帶我們一一體驗，而我唯一可以回報的方式就是他倆分身乏術時充當外甥的臨時保母。
畢業後，我到新北任教，報到的第一天是大姐夫帶著我轉了三趟車，沿路還不時的叮嚀我該在哪一站下車，朝哪個方向走，再轉下一班車。折騰了約莫兩個多小時，終於到達了僻遠的海邊小校，在見過校長後，臨別前，他說了哪些勉勵的話，早已遺忘在過往中，記憶深刻的卻是看見他朝著校門口走去逐漸模糊的身影，耳畔傳來呼嘯的海風和浪濤拍岸的聲音，不禁眼眶泛紅，此時才明白大姐夫早已超越了姻親關係，一直以來都是以兄長之情對待我們這些弟弟、妹妹們。
事母至孝的大姐夫從軍中退下後，隨母移居國外，但是每逢過年，必定收到他親手寫的賀卡。三十寒暑倏忽而過，伯母仙逝，外甥成家，落葉歸根在心中盤旋糾結，直到疫情過後，終於回到故鄉，曾幾何時，我們這些弟弟、妹妹們也都過了耳順之年，如今，再次團圓，相約一起變老，一起聽大姐夫說只有他自己會笑的笑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