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玉慈
李易從小就愛自由。中學的時候，他發現他的掃除工作是假的，既沒有人監督，掃跟不掃也沒有差別，整間學校是校工在打掃的，可是全校的學生分成兩部分，一半還是在掃除時間認真打掃，另一半則在掃除時間無所事事。
他沒有辦法那麼自律，如果掃除工作根本是一種假意的分派，而掃樹下落葉又是一個那麼無謂的，掃不完的工作。
從此以後他就很能夠拿捏人生自由的限度，他總是知道還有一些限度的自由藏在哪裡，比起健康、安全、幸福，李易最先看到的就是自由。
李易在大學的一個通識課的報告寫的是張國榮的一生，張國榮在2003年4月1日從文華酒店一躍而下，遺言是Depression！……我此生未做壞事，為何如此？
李易的家庭有富足的自由本錢，他的父親做著一個有頭銜的工作，除非是實踐理想，不然李父沒有拘束。這樣的環境很容易也讓李易對自由生活的想像超乎常人，李易是工業設計科系畢業，從大學就交換學生到歐洲半年，設計之路走的也十分順遂，還有多面的才華，李父給他的人生是可以自由選擇自己喜歡的路，只要在別的路途上能夠成功，隨時放棄設計也沒有關係。
人生的福報是自由程度大比拚，如果一個人一生想要追求的，他都有嘗試的門票，那麼這種自由的追求也會沒有限制。張國榮在告別歌壇之後，又以〈霸王別姬〉、〈春光乍洩〉等片遊走在影壇的高峰，連年不墜，這使得想追求新自由的他轉向了去青島籌拍一部自己創作的電影。這部電影後來瀕臨崩潰，而張國榮開始了焦慮與睡眠的問題。
李易住的大樓有一個年齡層相仿的總幹事，總幹事坐在住戶大樓一樓的位置，和住戶都很熟。李易剛搬進大樓，就因為租機械車位的問題和總幹事結識了，後來有很多事情也都麻煩他。畢竟李易事忙，有管理的大樓真的是不錯，代收很多郵件包裹。
李易常叼根菸，和總幹事在樓下花園閒談。總幹事只休週末，但是只要住戶有事也常在休假趕來，總幹事也還在人生有夢的年齡，經常幻想另外一種人生。也許是從李易那裏得來的一種幻想病，總幹事開始變得沒有那麼積極，可是橫在兩人中間的那種條件差別無疑是條鴻溝，總幹事說，其實他也是一個小有詩才的人，他覺得自己也許是個被埋沒的詩人。整棟大樓，也只有李易能跟他聊聊巴布‧狄倫。
可是眼界總是非常的不匹配，因為李易去過的那些國家，那麼多不同的文化，各國的年輕人的交流，和總幹事兩點一線的生活方式是那麼不同。就算是管委會主委那樣的身家與做派，還是跟李易相差很大的。總幹事心想，能夠和李易站在一個水平的視野，或許是主委的子女才有那樣的命。所以是只富一代還不可能辦到的。
總幹事想，李易可以說就不像現實生活中會走出來的人，那種幾米繪畫裡一樣長度的圍巾，搭著韓劇的羊毛大衣。
如果重來一次，張國榮沒有手抖和不安的毛病，4月1日不再只停在那個時刻，如果，就像李易從小到大的同鄉朋友，一個美國電影系畢業的導演。李易的導演朋友，從小家境的相仿、生活模式的相仿，乃至於人生追求的相仿，兩個人是賈寶玉和甄寶玉，鏡相走出來的兩個人，卻不知道哪一個會願意變成祿蠹，哪一個會決然求去？
兩個自由度滿表的年輕人定期相聚，因為疫情都卡在一種不上不下的人生中，下酒的潛意識就有一種真正的比拚和惺惺相惜，都有一些不太願意承認的煩惱，但是又像是自己的一面鏡子，永遠在對方身上看到多一層的自己，因而希望能夠長期為伴。
一個從小就等距的，互相都是近交而非常親近熟悉的那種存在。這樣的朋友一但不等距了，就會互相疏遠，如果永遠都保持著等距的關係，卻可以維持很久。
記得上一次跟這個朋友會面，也大概是一年以前了。那個時候導演拿完一個小獎，是事業不錯的起步，卻沒有再順利發揮，而是在那種沉潛期中慢慢蛻變，風格從耽美簡單的短片，變得不得不向寫實長片邁進才能成長。而李易看透業內的運轉邏輯，發現投資者才是工業設計裡賺最多的人，而不是爆紅的創作者。所以他覺得只要慧眼識人，就可以不用十年寒窗。當時的兩個人都沒有被現實問題磨太多，兩個人都覺得自己充滿希望。
而一年過了，兩個人的近況都沒有太大的改變，那種泡沫一樣的希望感冷卻了。導演的家庭覺得資助只到培養能力，他確定還是只能朝輔導金或是獎助計畫努力。而李易的父親本身就是商業頭腦很強，他並不認同李易那種天真而散漫的計畫。
而歲月裡漫長的等待像是河流磨著小小的鵝卵石，那些等待而不是一飛衝天的成功，像是老天爺充滿垂憐的一種延遲。
據說，過於自由的感覺和不安全感非常的接近。因為如此，所以每個不熟悉老師的學生都會試著在教室裡製造一些不乖的行為，為的是測試老師的底線。如果學生們不知道老師的底線在哪裡，往往會覺得災難有可能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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