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宇
思無邪的人愛上思有邪的人，這如何可能？若是可能，這種「愛」又是怎樣的一種愛？到這裡，我們才真正觸及林奕含思考與創作問題的中心。然而，她詰問的不只是這種愛的本質是什麼，她還詰問她自己：「我的整個小說，從李國華這個角色，到我的書寫行為本身，它都是非常巨大的詭辯，都是對藝術所謂真善美的質疑。」為什麼林奕含將自己的寫作經驗與界定為一種「詭辯」（sophistry）？不僅如此，她還感到自己的書寫是墮落、屈辱、不雅、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甚至說自己的書寫欲望是變態的。為什麼？
這個問題的答案有好幾個層次，以下分別由外而內談起。首先是「社會效用面」。林奕含知道，即便寫成了《房思琪》，但這樣的事仍在且仍將繼續發生。「我要做的不是報導文學，我無意也無力去改變社會的現況，我也不想與那些所謂大的詞連接，也不想與結構連接。」易言之，《房思琪》的書寫沒有社會效用，它沒有辦法讓誘姦不再發生。接著，則是「文學再現面」。不只外部的社會效用，對林奕含來說，《房思琪》的書寫在文學效果上也是可置疑的（doubtable），因為房思琪式的強暴「這麼大質量的暴力，它是不可能再現的」。
訪談只提到上述兩個層面的答案，但在我看來，最後還應該要有一個最為中心的「哲學思想面」。一般來說，極端的懷疑論在哲學上都是站不住腳的。我們可以考慮以下這個命題P：「所有的話語都是假話。」如果這個懷疑論的命題為真，那麼它將連自己的真也否定掉，因為它也是一句話語。在訪談中，我們可以找到一句和命題P類似的話語P’：「就像剝洋蔥一樣一層又一層，你沒有辦法去相信任何一個人的文字和為人，覺得世界上沒有什麼是可以相信的。」但無論這種懷疑的經驗是如何地真實，它在理論上就是無法證成的（unjustified）。除非我們完全不使用語言，否則我們其實沒能主張所有話語都是言不由衷、言而無信的。
這導致思琪的愛和奕含的書寫內部都蘊含著一個根本的矛盾，它不只是在經驗上、還包含在邏輯上都「終將走向毀滅且不可回頭」。而且林奕含顯然清楚地意識到，對這種愛的書寫欲望，實際上也是對浩浩湯湯已經超過五千年的語境及傳統的背叛。也因此，它墮落、屈辱、不雅、變態。但恰恰是這一種無法自證的愛和一種作為詭辯的書寫，你能說它們不精美，甚至，不美嗎？
這方才是林奕含最終的提問：一個從思無邪墮落而變得思有邪的人（房思琪），她在心中仍充滿誠實與柔情，還保有慾望、有愛，甚至到最後還有性的意義是什麼？這個問題是林奕含書寫的邏輯空間。而她對這個問題的答覆是：一個從思無邪墮落而變得思有邪的人，她對一個思有邪的人（李國華）的愛，並不必然是不真實的、不必然是不美的。在同一個意義上，林奕含還貼心地為讀者的欲望開脫：我們在對《房思琪》的閱讀中獲得了一種「審美的快感」，這種快感若非不道德（immoral），至少也是非道德的（amoral），但它在文學與藝術上卻是正當的（right）。
《房思琪》詭辯式的寫作始於對所謂真善美的質疑，然而，林奕含對傳統的解構（deconstruction）徹底嗎？從我的觀點來看，她的解構並不徹底，但卻帶著萬分的勇氣去扣問那（同時在邏輯與經驗上都）最艱難的問題：世界的背面，有什麼？那裡有真、有善、有美嗎？在那裡，文學和藝術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它們是誘姦的共犯，還是亙古不變的哲學精神和抒情傳統？
思琪與奕含，到底不是一位激進的懷疑論者。她們的愛與書寫始於對文學及藝術真善美的質疑，卻最終肯定了即便是在世界的背面，也有真、有善、有美。我們，乃至整個台灣社會，也有與之相稱的誠實、勇氣與柔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