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嘉雯 畫／陳淑嬌
提起琦君，許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桂花雨》、《春酒》、《髻》等作品中那股溫潤細膩的鄉愁。然而，如果僅僅把琦君視為一位懷念故鄉浙江的作家，未免低估了她文學世界的深度。事實上，琦君一生橫跨大陸、臺灣與美國三個文化空間，而其中停留最久、創作最豐富、影響最深遠的地方，正是臺灣。
她對臺灣的感情，並非情緒的表白，也不是立場的宣示，而是一種如春雨般細緻而長久的情感。從最初的漂泊寄居，到後來的安身立命；從故鄉的懷念，到對臺灣土地與人的深深感激。她用一生證明，人的故鄉不只是一個地理位置，也可以是一片安放靈魂的土地。
琦君本名潘希真，出生於浙江溫州永嘉。1949年前後，隨著時代巨變來到臺灣。當時的她與許多渡海來臺的知識分子一樣，內心始終懷抱著故鄉記憶。她曾經無數次在文章中回憶：故鄉的桂花、家中的母親、兒時的庭院，以及江南的風物。這些記憶成為她創作最重要的泉源。
然而有趣的是，她愈是書寫故鄉，愈是逐漸在臺灣找到另一種生命的歸屬。因為真正讓這些記憶得以保存下來的地方，正是在臺灣。從離鄉的少女到臺灣的作家，臺灣是她文學生命真正開花的土地。琦君的童年屬於浙江，而她的成年與成熟則無疑是在臺灣。
來臺之後，她進入公職體系工作，後來擔任司法機關相關職務，同時持續寫作。她的重要散文與小說大多完成於臺灣。例如：《桂花雨》、《春酒》、《髻》、《母親的金手錶》，以及《煙愁》等。這些作品不但成為臺灣文學經典，也進入臺灣中學與大學教材。是故琦君懷念故鄉的文字，最終成為臺灣幾代人成長記憶的一部分。這是文學的奇妙之處。她寫的是江南，感動的卻是臺灣。因此她下筆總是充滿了濃濃的人情味。琦君雖然以懷鄉書寫聞名，但仔細閱讀她的著作，會發現她不僅緬懷過往，同時更珍惜臺灣的人情。她曾多次提到臺灣朋友、師長與讀者給予的溫暖。在許多文章中，我們看到的不是時局的論述，而是生活中點點滴滴的細節，例如：鄰里往來、師生情誼、親友相聚，以及市井溫暖。她對臺灣最深刻的感受，其實是「人」。這也與她一貫的文學觀相同。她關心的從來不是宏大的歷史敘事，而是平凡人的真情。例如：〈髻〉這篇極具代表性的散文。文章表面上寫母親梳髮的往事，但在回憶與現實交錯之間，她也提到自己在臺灣教書期間與學生的互動。
她也經常在文章中流露出對學生的疼惜與關懷，把學生視如自己的孩子。許多學生畢業多年後仍與她保持聯繫，逢年過節來信問候。這種師生之間超越課堂的情感，正是臺灣社會濃厚人情味的展現。
此外，在〈桂花雨〉中，她雖然回憶故鄉，但文章後半部其實透露出她在臺灣生活時，常將故鄉習俗與身邊的人分享。她提到自己在臺灣種植桂花，並與親友鄰居分享桂花糕、桂花茶等食物。這種「有好東西大家一起分享」的生活方式，正是臺灣早年社區文化的重要特色。因此她並沒有把故鄉封存在記憶裡，而是讓故鄉文化在臺灣土地上繼續生長。
正因為她對臺灣的感情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的連繫只想，因此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亦可以將她的《春酒》視為故鄉散文的同時，也是臺灣移民世代的共同記憶。文章中的母親、鄉親、酒席與節慶，象徵著離鄉者努力保存文化記憶的過程。而這種文化的延續，正是在臺灣完成的。因此《春酒》不只是懷念浙江，更是對臺灣這片土地的感謝。如果沒有臺灣，這些記憶或許早已消散。
尤有甚者，琦君晚年更是對臺灣充滿了感激！就她曾經長居於美國來看，其實琦君無論身在何處，她始終與臺灣保持密切聯繫。她的作品在臺灣出版。她的讀者也在臺灣。還有她的朋友也在臺灣。她的文學生命也深深植根於臺灣。因此她曾經表示，自己十分感謝臺灣對她的接納與栽培。這份情感已經超越一切，而成為一種生命共同體的感情。她像是一株來自江南的桂花樹，最終在臺灣開花結果。
今天重新閱讀琦君，她對於臺灣做出了最珍貴的貢獻。我們會發現她留給臺灣的不只是文學作品，還留下了一種精神。在快速變動的社會中，她始終提醒著我們：不要忘記感恩、不要忘記家人、不要忘記文化傳承，更不要失去對人的善意和溫柔。
她讓臺灣文學呈現出一種獨特的氣質，既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底蘊，又有臺灣社會的人情溫暖。既有離散者的鄉愁，也有新家園的感恩。
所以臺灣是她人生的第二故鄉，也是培養她文學的沃土。如果說浙江給了琦君童年的記憶，那麼臺灣則給了她完整的創作生涯。浙江是她生命的起點，臺灣卻是她寫作臻至成熟的地方。
因此，琦君對臺灣的感情，並非取代故鄉，而是在故鄉之外又長出新的根。誠然她一生都在思念故鄉，但她同時也深愛臺灣。正如她筆下那些歷經風雨仍然散發香氣的桂花一般，她把來自江南的芬芳帶到臺灣，而臺灣則讓這股芬芳綿延至今。
於是，對琦君而言，臺灣不只是居住之地，更是一片收藏記憶、安放心靈、孕育文學的土地。她的鄉愁最終沒有停留在回望，而是在臺灣化成了另一種更深沉的愛，一種對人情、文化與土地的感恩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