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允達
四十三年前，已故旅美散文作家吳魯芹，詩人余光中和我，代表中華民國筆會前往法國里昂出席第45屆國際筆會，捍衛中華民國筆會在國際筆會的合法地位，與中共筆會代表巴金等九人，正面交鋒，雙方代表住在同一家旅館，相見如冰，如今回憶，畫面如新。
《國際筆會》英文名叫 International PEN Club，PEN 是Poets，Essayists和Novelists的縮寫，因此，《國際筆會》的精確翻譯應該譯為《國際詩人散文作家和小說作家俱樂部》才對。
《國際筆會》是全球詩人和作家聯誼交遊的純文學社團，在世界文壇和當地藝文界深受重視。
國際筆會第45屆大會定於1981年9月20日至25日，在法國里昂召開，中華民國筆會會長姚朋（筆名彭歌，當時出任中央日報社長），於5月間接到邀請，於6月間決定推選旅美時事評論家陳裕清，旅美散文作家吳魯芹，詩人余光中，天下雜誌社社長殷允芃，和我組成五人代表團赴會。除了一方面專函當時居住在美國的陳裕清、吳魯芹；在香港的余光中；在台北的殷允芃；和在法國的我，立即辦理各項出入境手續，購買機票，並請我就近前往法國筆會繳付出席報名費，代訂旅館和高速火車票，並轉交吳魯芹提出的英文論文。
陳裕清曾任國民黨中央第四組主任，與我在台北有數次見面的雅緣；余光中是舊識，他那時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殷允芃曾任美國合眾社駐台北記者，我曾任美聯社駐台北記者，都是新聞界的老兵；吳魯芹則是初次見面，早年曾在台北的美國新聞處任職，後移居美國加州。
當年姚朋指派我為代表，出席在法國召開的國際筆會，一方面因為我是中央社駐巴黎特派員，就地取材，經濟實惠；另方面由於我通曉法語，正好替代表團作翻譯。
根據原定計劃，我代表團五人，其中陳、殷二位參加執委會，以備大會討論到〈高雄美麗島事件〉時，由他們二位作答；吳、余和我三人則參加文學討論的圓桌會議。
遭遇中共蓄意打壓
詎料截至大會於九月二十一日在里昂揭幕時，在美的陳裕清，和在台的殷允芃，仍未取得法國入境簽證，不能成行。吳魯芹於九月二十日自美飛抵里昂；余光中於九月二十日自港飛到巴黎；次日清晨，我和余光中搭乘高鐵抵達里昂，與吳魯芹會合，準時參加開幕典禮。
中華民國筆會秘書長殷張蘭熙女土，曾於九月十七日從美國掛越洋電話到巴黎，告訴我說：陳裕清沒得到法國入境許可。我立即和台北的中華民國筆會會長姚朋通電話，獲知殷允芃也未獲得法國入境簽證，始覺事態嚴重，內有蹊蹺，隨後與法國筆會秘書長白蒂耶女士（Michele Berthier）聯繫，告知我出席執委會的代表陳、殷二人迄未獲得法方入境簽證，請她立刻以舉辦國際筆會地主國的名義，促請法國外交部即早電告法國駐美大使館，和駐港領事館頒給入境簽證，以便如期出席會議。白蒂耶女士答應照辦，可是一直等到九月二十三日陳裕清才獲得法國駐美大使館的入境簽證，即使當天自美飛巴黎，僅能參加閉幕式，而殷允芃則始終沒取得法方的簽證。
這件事，經過我的查證，陳、殷二位不能出席在法國里昂召開的第45屆國際筆會，是受到中共的阻擾。他們透過法國筆會向法國外交部施壓，使陳裕清和殷允芃不能成行，其原因有二：第一，法國筆會已決定邀請中共作家巴金率領龐大的九人代表團出席會議，蓄意爭取中共的好感；第二，法國筆會將給予巴金最高禮遇，安排巴金在開幕典禮中，坐在主席台上，並以貴賓身分發表演講。因此，法國主辦當局，不願意有台灣代表出席執委會，以避免發生尷尬的局面。
此次中共代表團的陣容是：巴金，首席代表、招牌人物，僅出席開幕式，重要酒會、宴會、閉幕式，不參加冗長的文學專題討論，以節省體力；葉君健，六十七歲，湖北人，武漢大學畢業，早年留學劍橋，英語流利，有散文著作，北京筆會理事，是代表團的靈魂人物，主持對外連絡；畢朔望，北京筆會秘書，翻譯家；朱子奇，詩人，北京筆會成員；杜宣，五十三歲，江西人，劇作家，上海筆會秘書；戴樹喬，五十二歲，北京大學外語系畢業，北京筆會成員，外語學院副教授；黃 慶雲女士，四十九歲，廣東人，廣州筆會秘書；戴晴，二十九歲，譯員，略通法語；姚雲，四十五歲，上海人，新華社駐巴黎分社主任，原任新華社駐開羅特派員，於1979年7月調駐巴黎，通曉英語，不諳法語，在代表團中擔任聯絡工作。
改變戰略以寡擊眾
由於中共蓄意打壓阻擾，此次僅有吳魯芹、余光中和我三人出席，面對中共九人代表團，形成三對九之比。我方二位出席執委會的代表不能入境，對我非常不利，為了盡全力維護中華民國筆會在國際筆會中的合法地位和權益，經過我們三人磋商，決定向大會秘書處執行秘書裴德遜女士（Elisabeth Paterson）進行交涉，由余光中和我分別代替陳裕清和殷允芃出席執委會，在執委會中取得合法代表席位，有發言，投票，選舉的權利，得以維護我方之地位和權益；另方面由吳魯芹單槍匹馬出席文學討論圓桌會議，全面展開對敵鬥爭，擊敗敵方陰謀。
我方三人分別在兩個戰場，三人對九人，以寡擊眾，短兵相接，終於能夠籠罩全局，使敵方無機可乘，知難而退。
我們三人在休會飲咖啡，中午聚餐，晚間酒會時，分頭出動，個別聯繫英、美、德、法、比、荷、瑞、日、韓各國作家，並與香港筆會代表政論家徐東濱密切連絡，偵探敵情，知己知彼，立於不敗之地。
九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時，國際筆會執委會開始，余光中和我提前三十分鐘入場，取得代表名牌和會議資料，坐上代表席，與中共代表相遇，彼此視若無睹。
中共參加執委會的六名代表，僅有五人，首席代表巴金始終沒有露面。這五名代表中，除了葉君健的英語表達力較強，富有參加國際會議的經驗，其餘四人都是生手，而我方雖僅有二人，但均有豐富的出席國際會議經驗。余光中留美，英語辯才無礙，享譽國際；我是英法語雙聲帶，不必靠傳譯，與地主國和法語系國家筆會的代表們熟稔，消息靈通，應變力強。 因此，中共代表態度改變，眼見未能將我方排擠在執委會外，祗好退居守勢。
執委會連續開了兩天，由國際筆會會長瓦斯特柏格（Per Wastberg）和秘書長艾斯托布（Peter Elstob）共同主持，計有來自全世界五十個國家和地區的五十八個筆會的一百一十四位代表出席，依照英文字母的順序，中共「中國筆會」（The Chinese P.E.N.）代表坐在第二排，我方以「台北中國筆會」（The Taipei Chinese P.E.N.）坐在最後一排，右鄰是瑞士代表，左鄰是委內瑞拉代表，可以綜覽全場，中共代表們的一舉一動都看得清清楚楚，居戰略地位的優勢。
在九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的兩天執委會中，聽取會長瓦斯特柏格的會務報告，和秘書長艾斯托布的財務報告，並討論九項提案，其中包括荷蘭筆會代表鮑傑士（Gerrit Borgers）提出的〈中共作家白樺和魏京生被迫害〉的事件，使中共代表葉君健口張舌結，難以作答。在一陣尷尬的冷場之後，葉君避重就輕地說：「白樺並不是因為他的作品受到審訊和監禁，魏京生則是因為他提供情報給外國人而被控，都與他們的作品無關，也跟他們的作家身份無關。」
慷慨認捐一百美元
在那次會議中，國際筆會秘書長艾斯托布曾為新成立的「被放逐的作家委員會」（設在日內瓦由瑞士筆會負責）募捐第一年的行政經費美金一千元，美國筆會首先認捐五百元，英國、日本、西德、法國各認捐一百美元，余光中和我，認為良機不可失，立刻舉手發言捐助一百美元，湊足一千美元，共襄盛舉，贏得全場熱烈的掌聲。
在那屆國際筆會中，沒有討論到中華民國筆會的會籍問題，也沒有提及敏感的「高雄美麗島事件」，我出席文學討論圓桌會議的代表吳魯芹，參加了三天全程五次會議，分別與各國作家交換心得，議題包括「文學，傳統，創作」、「文學所受的威脅」、「文化的前景」、「法國詩人保羅‧梵樂希的作品研究」，以及「詩的挑戰」。
那次去里昂開會的中國人，除了巴金一行之外，還有巴金的的翻譯高行健和香港筆會的徐東濱。高行健那次訪問法國對他後來以法國作家的身分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很有助益。
主辦國際筆會的法國筆會，把全部華人安排住在同一家旅館。開會第一天，吳魯芹在電梯裡遇見四十年前武漢大學的老同學葉君健，面面相覷久之，忽然那人叫道：「你不是吳鴻藻嗎？」吳魯芹叫道：「你不是葉君健嗎？」笑了一陣子後，對方說：「等下我來看你。」吳魯芹瀟灑地答道：「好啊，正好敘敘武漢往事。只有一點，你可別向我統戰，我也不勸你投奔自由。」
里昂五天會後，我們又同乘高速火車去巴黎。我以地主的身分，邀請吳魯芹、余光中和徐東濱遍覽巴黎聖母院、艾菲爾鐵塔、凡爾賽宮等地。
一路上吳魯芹遊興不淺，語鋒頗健，精神顯得十分充沛。只有兩次有人提議登高探勝，他立刻敬謝不敏，寧願留在原地，保存體力。當時羨慕他老而猶健，老得那麼閒逸瀟灑，不料未及兩年，他在美國加州病逝。
憶及當年，吳魯芹祗是六十開外，余光中也不過五十出頭，我僅四十有八，時隔四十多年，余光中已仙逝多年，我已年逾九旬。
想不到我出席國際筆會，竟然使我與與世界詩壇結緣。1982年8月，「國際雙年詩會」（Biennale de Poésie Internationale à Belgique）在比利時召開，台灣前輩詩人鍾鼎文和我應邀出席，使我有機會和歐洲詩人交往，建立友誼。緊接著1985年9月第八屆「世界詩人大會」在希臘召開，計有來自全球三十七個國家地區的二百八十餘位詩人出席會議，鍾鼎文聘我為代表團顧問參加會議。
第八屆世界詩人大會是我參加世界詩人大會的首次，也是我正式獻身「以詩會友，促進世界和平」運動的開始。迄今四十一年，曾先後出席二十八次世界詩人大會，其中有五次是在台北舉行，三次分別先後在美國、韓國和墨西哥舉辦，兩次在印度集會，其餘各屆分別在埃及、西班牙、摩洛哥、土耳其、日本、澳洲、以色列、斯洛伐克、匈牙利、外蒙古、馬來西亞、秘魯和捷克召開，足跡遍及歐、亞、美、非四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