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牧
跟著教會師母詠蓉推開那扇漆皮斑駁的鐵門時，撲面而來的是混著松節油與黴味的氣流。馬先生的客廳像極了被雨水暈染過的水彩紙——牆角堆著裱了半截的畫框，茶几上散落著乾涸的顏料管，而那位曾在大學教授繪畫的老人，正蜷在藤椅裡用放大鏡檢視泛黃的相冊。
「這是我女兒在倫敦畫廊開幕的照片。」他枯枝般的手指突然壓住玻璃相框，指甲蓋大小的剪報上印著「台灣新銳藝術家」的標題。師母詠蓉熟練地擰開保溫瓶倒出雞湯，蒸氣蜿蜒爬上牆面那幅詭異的畫作：雪白宣紙中央，一顆墨點像墜落的黑蛾，周圍卻浮著極淺的銀粉。
我忍不住湊近端詳。「小朋友看懂了？」馬先生笑出喉嚨裡的痰音，「當年學生都說這幅《老廢物》該扔了。」他忽然拽過我的手腕，放大鏡的圓形光斑鎖定墨點邊緣——那些銀粉在光線下竟化作細密的德文花體字，是反覆書寫的「Danke」（謝謝）。
「顏料裡摻了壓碎的鏡面貼紙。」老人掏出口袋裡的藥盒，鋁箔背面也全是同樣的德文字，「女兒寄來的維他命，每次拆封都像在讀情書。」師母詠蓉突然輕呼，她在廚房發現整面冰箱貼滿郵戳各異的明信片，每張風景照角落都用鋼筆畫著迷你墨點，義大利佛羅倫斯的墨點藏在聖母百花大教堂的玫瑰窗裡，紐約中央公園的墨點偽裝成松鼠的眼珠。
告別時暴雨初歇，馬先生執意送我們到巷口。他指著積水窪裡晃動的雲影：「瞧，這才是最好的裱框。」師母詠蓉偷偷告訴我，老人每週都去郵局寄空白畫紙，兒女會在上面添筆後寄回。路燈亮起的瞬間，我終於看懂那幅畫：當你以為生命只剩暈散的墨漬，卻有人堅持在潰散的邊界鍍上銀光。
回程車上，師母的手機亮起訊息。馬先生傳來剛拍的水窪照片，漣漪將倒映的路燈拉成細長金線，像極了他畫裡那些我們差點錯過的，發光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