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富強
1945年8月29日晚，化名趙廉的郁達夫飯後正和3位華僑朋友閒聊。一位操著印尼語的年輕人突然闖進屋內，將郁達夫叫出門外。對方說了幾句話後，郁達夫回來和朋友說，有點事要出去一下。
結果，郁達夫此去再也沒有回來。
1946年8月8日，南洋著名愛國華僑邵宗漢通過關係，從盟軍情報處得知：郁達夫已於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憲兵槍殺，遺骸埋在武吉丁宜附近的丹戎革岱。但《蘇門答臘的郁達夫》一書作者，日本學者鈴木正夫在書中認為，郁達夫被秘密殺死於赤道下的荒蠻之地，但是，罪犯們都逃跑或失蹤了，因此誰也不知道他的遺體究竟埋在哪裏。
多年以來，國內外對於郁達夫被害詳情的調查一直沒有間斷過。有很多學者發表過大量研究論文，但相對嚴謹而令人信服的，並且在學術界和文學界引起震動的，則是日本學者鈴木正夫的研究成果。
1985年9月，在浙江富陽召開的「著名作家郁達夫烈士殉難40週年紀念學術討論會」上，日本著名歷史學家，日本橫濱市立大學副教授鈴木正夫根據自己對當事日本憲兵班長的採訪，發表了〈郁達夫被害真相〉一文。
從1966年開始，鈴木正夫就對郁達夫的流亡生活進行了細緻的研究。為了獲取更多真實的歷史，他先後3次前往蘇門答臘島、新加坡等地調查，尋訪了上百名當地人。鈴木正夫也有幸找到了當年日本憲兵的班長，也就是這個人下達了殺害郁達夫的命令。當鈴木正夫找到日本憲兵班長時，他已經是75歲的老人了。
在這次調查中，憲兵班長說道：「責任在我，是我對幾個部下下令綁架處決趙廉的。」他還說到之所以殺害郁達夫，一旦他活了下來，日本所犯下的惡行將會毫無遺漏地暴露出來，這些都會成為證據。
就這樣，日本憲兵班在撤退之前，決定將郁達夫殺害。這段真相在時隔40年之後，重新被世人所熟知。
事實上，鈴木正夫〈郁達夫被害真相〉一文是他撰寫的《蘇門答臘的郁達夫》一書的其中一章。1995年，本書在日本東方書店出版。次年，由李振聲翻譯的中文版《蘇門答臘的郁達夫》在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而我讀到的本書中文譯本，則是2023年上海交通大學的版本，譯者是劉高力，一位留學日本多年，在日本國立阿伊努民族博物館和國立民族博物館從事研究。在這本書中，作者鈴木正夫儘管採訪了殺害郁達夫的憲兵班長，憲兵班長也承認是他下達了命令殺害郁達夫。然而，在許多研究者看來，這個憲兵班長所說的下達命令，應當是轉達命令。他一個小小的憲兵班長，是不可能操生殺大權的，最大的可能是他上司下達的命令，而他只是轉達一下而已。至於為什麼在戰敗投降後，日本法西斯分子還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殺害這樣一位中國著名的作家，鈴木正夫並沒有在《蘇門答臘的郁達夫》一書中給出正面回答。或許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日本戰後部分軍方、警方絕密檔與檔案當時尚未揭秘，因此，也無法解開郁達夫之死的真正原因。
但應當承認，《蘇門答臘的郁達夫》一書為解開郁達夫之死的真相，具有極其重要的史料與研究價值。
青年時代的郁達夫曾留學日本。1921年，郁達夫與留日的郭沫若、成仿吾、張資平、鄭伯奇等成立了著名的文學團體「創造社」。同年，郁達夫出版小說集《沉淪》。他將自己的幼年經歷和在日本留學的經歷，藝術化地寫進了小說中，使之成為新文學運動的經典之作。
但郁達夫最終卻慘遭日本軍人殘殺，既令人憤慨，又不禁讓人唏噓。
我在舊書網上購得一本郁嘉玲撰寫的《我的爺爺郁達夫》，全書分為三輯，分別是：我的爺爺郁達夫、我們郁家和我、郁達夫作品研究。
毫無疑問，這是一部史料價值非常珍貴的研究專著。其中一些研究文章，讀來也是十分有新鮮感。在〈郁達夫與佐藤春夫〉一文中，郁嘉玲筆下的郁達夫，是一位愛恨分明，有家國情懷的作家。日本作家佐藤春夫本來是郁達夫的老朋友，兩人的友誼始於學生時代，並往來密切。尤其是1927年7月佐藤春夫的中國之行，從佐藤7月12日踏上中國土地那一刻開始，直到8月1日離開中國的半個多月日子裏，郁達夫幾乎全程陪同，北上南下，傾盡東道主之情。1936年下半年，郁達夫身負勸說郭沫若回國參加抗戰的秘密使命，以去日本為福建省政府採購物資的名義，再一次到了日本。他來到日本，最先找到的就是佐藤春夫，佐藤陪著他參加了當地的文學活動。因為是老朋友，郁達夫也沒把佐藤春夫當外人，他的秘密使命，對佐藤也不保密。當晚到郭沫若家裏去，也是這位佐藤先生陪著去的。所以在郁達夫心裏，可以說是把佐藤春夫當做可以掏心窩子的好朋友來看待的。
但是，令郁達夫怎麼都沒有想到的是，在「七七」盧溝橋事變之後，佐藤春夫竟然炮製了一篇小說：〈亞細亞之子〉。知情人一看便知，小說所描寫的故事是在歪曲誣衊郭沫若與郁達夫。
郁達夫看到這篇小說之後，勃然大怒，當即撰文一篇〈日本的娼婦與文士〉，予以激烈的還擊。他說：
佐藤在日本，本來是以出賣中國野人頭吃飯的。平常只在說中國人是如何如何的好，中國藝術是如何如何的進步等最大的頌詞。而對於私人的交誼哩，也總算是並不十分大壞。但是毛色一變，現在的這一種阿附軍閥的態度，和他平時的所說所行，又是怎麼樣的一種對比！
佐藤春夫和郁達夫延續了二十多年的友誼，就這樣徹底地絕裂了。在民族大義的大是大非面前，郁達夫毫不遲疑，揭下了佐藤春夫的虛偽面目。
通過《我的爺爺郁達夫》一書，可以看出郁達夫對郁嘉玲而言，是一個既遙遠又親近的形象，「他身上流淌著中國文人對民族的赤心和靈性，並浸潤於後代的血脈之中。」